谭融
各国政治制度发展的经验表明,国民基本素质的提高和民主意识的增强,对推动本国政治体制的发展十分重要。与之同时,一些国家的经验还表明,一个国家合理、有效的制度结构反过来也有助于推动本国国民公民意识和民主观念的增强。二战后西德政治制度的重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一些西方学者的研究表明,二战后西德对魏玛宪法的恢复和修正,帮助德国人建立起民主理念,提高了德国人的民主意识和对民主制度的支持率,显现出合理有效的制度结构对增强国民民主意识的反作用。
基于此类经验,当今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应从现有的制度结构入手,从我们已经看到的、存在着明显缺陷的、广大民众强烈要求改革的制度层面入手,进行局部性的调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比较研究表明,由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不存在发达国家那样的内部权力制约机制,因此官员遴选中的“道德”机制、以及对政府官员的外部制约就显得更加重要。这一点已经得到中央有关部门的关注。除此之外,在代表制方面,对于怎样的代表构成和立法程序更有利于代表性的实现、更有利于广大公众利益诉求的表达、更有利于公正、合理公共政策的制定,应该多一些深入的思考。对政府监督的有效性和相关政治机制的有效运行,也应多加研究,采取一些制度设计上的对策。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应该是渐进式的改革。中国的发展需要一个稳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改革中过度的振荡将付出过高的成本,使公众的利益遭受损失,最终还可能导致改革的失败。在中国的改革进程中,上层精英的推动和掌控降低了这一成本,成为一种经验。当今世界进入全球性变革的时代,“改革”而不是“革命”成为各国发展的主基调。怎样使中国的政治真正走向程序性民主,怎样通过合理、有效的程序去反映广大民众的要求,去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保持社会利益的平衡性,成为改革中需要认真思考和进行制度性设计的问题。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培植了一个精英阶层,包括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及其他社会精英。这个精英阶层中的一部分人一直在思考中国的民主进程和发展道路等深层问题,努力推动着中国的改革。然而也正是在这个精英阶层中,一些人在改革的过程中利用现行体制的缺陷去获得权力,成为既得利益者,抵制国家的政治行政体制改革,由此而加大了改革的难度,成为中国深化改革的瓶颈。打破这一瓶颈,我国的政治与行政体制改革才能够大踏步地向前迈进。这一切都需要智慧、需要创新性思维和勇气。
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中,建构既符合世界潮流、又与中国自身政治文化和社会现实相吻合的核心价值体系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便无从下手、无所遵循。没有一个切合自身情况的核心价值体系,便无法凝聚整个中华民族,便使人们感到迷惘,使社会陷于混乱。
笔者认为,一方面,目前我国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应该有宽度,有世界性视野,符合世界潮流。此种核心价值体系应该是一个大概念,符合人性的基本诉求。另一方面,此种核心价值要能够操作、不空泛,有实现的可能性。能够成为国家发展中政策制定的依据,成为国家制度结构调整的前提,成为国人行为的准则。
首先,是使人民幸福的生活。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这一点尤为重要。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贫富差距不断拉大;我们的体制设计和公共政策过程要对普通民众的利益和生活境况予以关注。将这方面内容纳入核心价值体系,既符合世界潮流,也符合中国民众的利益诉求。其次是平等性问题。平等性属于政治层面的问题,涉及到政治、经济和社会各个方面。我们的核心价值体系应该体现人类的此种诉求,并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性政策去得以实现,保障公民权利的平等性。
(作者为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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