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丙奇
有了基金会，就从制度上确保了学校的公益属性和办学资金来源的多元化，从而提高办学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经教育部批准，昆山杜克大学日前正式成立。据悉，昆山杜克大学采用现代大学治理结构，即理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理事会成员包括来自举办高校武汉大学、杜克大学以及支持合作方昆山市的代表；学校的运行管理将遵循包括学术自由和信息开放在内的一系列指导原则。
这种学校治理结构，已成为国外优质高等教育资源进内地办学而采取的基本模式，此前成立的上海纽约大学、西交利物浦大学等，均采取类似的治理结构。在笔者看来，海外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在内地办学，还应该更进一步，从学校办学的公益性出发，成立基金会。基金会和理事会不同，理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是指学校内部的治理方式，基金会则是从举办者角度而言，学校由什么机构举办。
海外高等教育资源在我国内地办学，无非有两种选择：一是营利性的教育，即从项目中获得利益，也被认为是教育产业化项目，一些国家近年来就把中国作为极有市场经济价值的市场来开发；二是非营利性的教育，即举办者不从中获得利益回报，主要坚持公益属性，其出发点是扩大学校的声誉，实现办学的国际战略，培养精英人才。
据媒体报道，昆山杜克大学和上海纽约大学，都将走“小而精”的路线。昆山杜克大学首批开设全球健康、医学物理学和管理学三个硕士学位项目，总计划招生人数100人，平均一个硕士项目仅在全球招收30名学生；目标生源50%来自中国，50%为国际学生。而上海纽约大学的生源规模是，第一年计划招收300人，第二年300人，第三年和第四年各500人，学校的宗旨是“小而精，办精品”。
按照上述定位，则学校必须走公益性的路线，防止在经济利益的冲动下，改变学校的办学定位。这就需要成立基金会。如果学校的所有收入（包括政府拨款、学生学费、社会募捐）都进入基金会，再由基金会举办，就从制度上确保了学校的公益属性，而且，也可通过基金会获得更多的社会资金支持，通过办学资金来源的多元化，来提高办学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我国内地高校之所以要么行政化严重，要么利益化严重，就是因为没有以基金会举办，政府部门通过拨款干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而社会机构（企业或民间资金）举办的民办学校，则由于企业逐利属性，具有很强的商业色彩。以笔者之见，只有学校由基金会举办，才能打消社会对学校办学性质的顾虑。目前，不少公众担心，国外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在中国内地办学，都是为了做教育生意。
据笔者了解，昆山杜克大学已有成立基金会的打算。事实上，国外一流大学的举办，背后都有基金会。以杜克大学为例，1924年，詹姆斯·杜克捐赠4000万美元成立杜克基金，帮助其家乡的高校，此后，为感谢杜克家族的善心，被赞助者之一、当时的三一学院改名为杜克大学。
我国大学的举办，目前还很缺基金会举办模式，如果国外优质资源在内地办学，能采取这种模式，不但可为自身坚持公益属性提供制度保障，也对我国内地高等教育改革探索新的举办、治理模式起到推动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