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宛聪：只有坚持群众路线，才能克服官僚主义” 等8则 

李宛聪：只有坚持群众路线，才能克服官僚主义

要得到群众信任和支持，需要我们在工作中时刻照顾到人民群众的利益。革命年代如此，建设年代也是如此。“大跃进”期间，各地曾出现一些侵犯群众利益的行为。对此，毛泽东在1959年写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的《党内通信》中说：“我们的公社党委书记同志们，一定要每日每时关心群众利益，时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凡是违背这两条的，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败。”坚持群众路线，要注意克服官僚主义。在取得政权后，我们党的工作环境发生了变化。部分干部产生官僚作风，工作中脱离群众，闭门造车。针对这种现象，毛泽东多次提出过批评。他指出：“不能只坐在房子里搞规划。办公室是要坐的，但总坐在办公室里，是危险的，在一年里要有几个星期到外面跑，跟群众接触，这样才可以发现问题。”毛泽东认为，只有深入群众，与群众打成一片，才能发现问题、获得知识，才能制定正确的政策；如果脱离了群众，政策就会发生偏差，就会引起人民不满。同时，克服官僚主义、坚持群众路线不仅仅是一个工作方法问题，也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毛泽东指出：如果忽视了联系群众，那么“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

（来源：《党的文献》2013年第5期）

仲呈祥：充分认识文艺的意识形态属性

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文艺是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组成，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有机统一，充分发挥思想引领、舆论推动、精神鼓励和文化支撑的作用。恶搞历史、颠覆经典、过度娱乐化、盲目西化等不良倾向，从根源上说，都与没有正确认识文艺的意识形态性有关。把握文艺作为意识形态的独特性，要防止和反对二元对立、非此即彼、好走极端、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和错误做法。不强化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对其他文化的借鉴、化用就无从谈起。只有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讴歌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才能更好满足人民的需求。把精神生产完全等同于物质生产，只讲市场导向而放弃价值导向，这只能为文艺创作的过度娱乐化大开方便之门。为了匡正这种偏向，我们应该坚持文艺作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当不能统一时，要用政策和舆论去扶持那些社会效益好、经济效益一时并不好的优秀作品。切勿再为那些社会效益并不好、经济效益好的作品鸣锣开道。这样，文艺才能充分发挥思想引领、舆论推动、精神鼓励和文化支撑的作用。

（来源：《人民日报》2013年9月17日）

谢加书 李怡：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策略是贴近群众

列宁在长期的实践和理论探索中形成了鲜明的宣传思想工作的群众观。他认为，宣传思想工作要贴近群众，面向群众的生产斗争和日常生活，面向群众的思想文化特点，运用群众能够接受的形式、载体和材料。首先是语言通俗易懂。要多采用来自工人中的通讯材料来扩大宣传，用工人的语言和喜爱的形式阐述群众身边的事实，表达他们的心声，提高工人的阅读兴趣，增强说服力。为此，列宁“希望中央机关报更多地发表宣传性的文章，文章要写得更加通俗，使工人也能看懂”。同时，列宁指出：通俗化不是庸俗化，不是哗众取宠，而是用简单的材料和推论引人深思；读者是愿意动脑筋的，是独立思考的，不是单向接收器，那种认为读者只需把某一学说的全部结论囫囵吞下去，这不是通俗化。其次是对象有所区分。面向不同群体，应采取不同的宣传思想对策。其一，要对群众进行分类，其二，要采用合适的载体形式。再次是内容贴近生活。宣传思想工作应面向群众的生产斗争和日常生活展开。群众的主要关注点是日常生活，他们判断思想理论对错的依据是其对自身日常生活的增益或减损。只有真正谋求改善群众生活的宣传思想才能得到群众的认同和支持。

（来源：《南京政治学院》2013年第4期）

王玉周：历史虚无主义以学术研究表达政治诉求

历史是严谨的科学。在多数的情况下，历史虚无主义所宣扬的思想，往往是通过学术研究来表现的，具有一定的欺骗性。实际上，历史虚无主义有着明确的政治诉求，它力图改变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把中国纳入到西方资本主义体系中去。历史虚无主义打着“重新评价”的旗号，颠覆前人的历史结论。他们把推动历史前进的革命领袖和革命群众边缘化甚至丑化，而把阻碍历史前进的反动势力、反面人物放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心位置，这是从根本上颠倒历史。历史虚无主义宣称要进行“理性思考”，实现研究“范式”的转换。为了否定革命，有人声称，只有改良才是近代中国的出路。经过这样的“范式”转换，近现代史上的改革和革命便成了制造社会动荡、破坏经济发展、阻碍社会进步的消极力量。历史证明，革命不仅不同现代化相矛盾，恰恰是现代化重要而强劲的推动力量。事实再清楚不过了，历史虚无主义对历史“重新评价”、“理性思考”的目的，是要表达中国应当走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政治诉求。然而，历史早已证明，这是没有出路的。历史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来源：《前线》2013年第9期）

金里伦：依靠改革开放解决发展难题

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正是坚持用改革开放的办法解决发展中的问题，才有了30多年中国经济的腾飞，改革开放是我们大踏步赶上时代前进步伐的重要法宝。这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改革大开放，极大地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使我国经济迅速走上快速发展的轨道。改革开放的30多年，是我国经济蓬勃发展的30多年，是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由弱变强的30多年。历史昭示未来：唯有坚持改革开放，国家发展才能获得源源不断的强大动力，党和人民才能在时代潮流中大有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枝繁叶茂、生机无限。有效应对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各种风险挑战，仍要靠改革开放。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才能最大限度地把我国发展进步的潜力和活力释放出来。

（来源：《经济日报》2013年9月22日）

贾康：“深化改革”决定“可持续增长”

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我国现阶段的主要特征：第一，“黄金发展”和“矛盾凸显”相伴随。第二，“下行因素”（劳动力成本上升、人口红利即将消失、老龄化社会压力迅速到来，以及较高基数上投资“报酬递减”的影响，等等）和“上行因素”（新型城镇化红利、科技创新红利、社会管理红利）在对冲。第三，深化改革的努力和既得利益的阻力相博弈。总之，实干兴邦，事在人为。中国“做好自己的事情”的最大热点和难点、最需要做实的大事，就是改革。客观地说，我们这个世界上最大“二元经济”体和新兴市场，在新起点上的新动力仍然雄厚，但同时很大部分的动力是以“潜力”形式存在的。要如愿地使潜力释放、活力激发，真正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质量与幸福感的提升，必须义无反顾、“壮士断腕”般地推进和深化历史性的全面改革。

（来源：《社会科学报》2013年9月19日）

张颐武：快速发展也易发“莫名的愤懑”

近来，国际上很多经济发展较快，被认为近些年来相对比较成功的新兴国家，出现了以中产群体和年轻人为主力的抗议活动，且规模甚大，持续时间相对较长，对于社会的震撼效应很大。这样的情况常常让人困惑：社会发展得越好，人们收入增加得相对较快，为什么反而集聚了更多的不满和忍受不了现实的愤懑？处于同样快速转型发展中的中国社会，对此不可不察。在新兴国家中急剧发展的中等收入群体的心理和社会要求，其实是相当复杂的。他们在一波高速的经济发展中其实既是付出者，也是受益者。他们付出了辛劳，也得到了父辈们想象不到的生活水平和消费能力。但这种高速的发展其实也使得他们的要求水涨船高。如何化解中等收入者的心理和生活问题？第一需要有一个理性和有远大抱负的精英群体，他们能够赋予社会良好远景和理性地说明现实。第二要有一个成熟充满活力的大众文化，能够通过大众文化的调试和吸引来化解人们的焦虑。第三要有一个能够不断向上发展，能够让中等收入群体看到活力和希望的社会环境。中等收入群体对于自身的利益和权利高度敏感，但更希望通过自身的努力改变现实获得和社会共同的发展，其实只要社会和经济的进步仍然很迅速，他们的认同感就不会消失。

（来源：《北京日报》2013年9月23日）

王义桅：普世价值是西方中心论幻觉

西方的价值是普世的，中国的价值是特色的。这就是现时代的“外国月亮比中国圆”。这里的外国是近代以来的西方国家，主要是欧美发达国家。以1789年《人权宣言》为标志，资产阶级革命的精神成果就是以政治普世价值取代了宗教普世价值。近代科学革命，强化了西方“发现”人类普世价值的中心论与优越感，代表性的是牛顿万有引力定律。直到近300年后爱因斯坦相对论，才给牛顿定律划出边界——所谓的万有引力普世规律只是在宏观世界起作用，在微观世界就是谬误。因此，普世价值并非什么客观真理。细究起来，普世论有三大把戏：其一是把偶然的说成必然的。其二是把地方的说成世界的。其三是把短期的说成永恒的。西方的普世价值说存在对内多样、对外普世的悖论，因而是虚伪的。

（来源：《环球时报》2013年9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