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朝辉 刘静
1840年鸦片战争，英国用洋枪洋炮了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同时也打乱了中国社会赖以生存、发展的社会文化秩序，中国出现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西方文化与先进的科学技术一起冲击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有觉悟的中国人开始了对国家救亡道路的探索，开始了对民族文化的反思。作为传统文化集大成者的曾国藩，其文化自觉体现了传统知识分子的责任意识和实践精神，对于我们思考当代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书生带兵——文化的力量
在历经10余年京官生涯后，曾国藩因母丧成为一个在家守制的丁忧侍郎。时值太平天国风生水起，撼动了清廷东南半壁。为巩固统治秩序，咸丰皇帝向曾国藩发出上谕，让其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本欲在家终制的曾国藩，在接到武汉失守、人心惶恐的消息后，经郭嵩焘力劝，赴长沙团练乡民、搜查土匪。在楚勇练就、船炮齐备、准备出征时，曾国藩作《讨粤匪檄》，布告远近，向太平天国发出了宣战书。
在檄文中，曾国藩首先用排比的句式，犀利的言辞指出：洪杨五年来“荼毒生灵数百余万，蹂躏州县五千余里”，“两湖三江被胁之人曾犬豕牛马之不若。此其残忍残酷，凡有血气者未有闻之而不痛憾者”。接着更以人伦尽毁，农不能耕、商不能买、士不能读形容太平天国对社会秩序的破坏，发出“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的号召，让读书人群起而攻之，捍卫自己的精神家园。曾国藩进一步列举了“粤匪焚郴州之学官，毁宣圣之木主，十哲两庑，狼藉满地。嗣是所过郡县，先毁庙宇，即忠臣义士如关帝岳王之凛凛，亦皆污其宫室，残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朝不焚，无像不灭”的行为，意在激起全民公愤，助其“殄此凶逆，救我被掳之船只，找出被胁之民人。不特纾君父宵旰之勤劳，而且慰孔孟人伦之隐痛。不特为百万生灵报枉杀之仇，而且为上下神祇雪被辱之憾。”檄文最后，曾国藩恩威并施，号召血性男子、抱道君子、仗义仁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对这些人或以宾师相待，或奏请优叙，或授官爵，而反戈者将免死。如果“甘心从逆，抗拒天诛”，则“大兵一压，玉石俱焚”。
在《讨粤匪檄》的号召下，很多读书人加入了湘军的队伍，成为湘军的中坚力量，在湘军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如此，在曾国藩和读书人组成的湘军将帅带领下，湘军刊刻《船山遗书》，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探求治国用兵之道用于军政实践。从发布《讨粤匪檄》到刊刻《船山遗书》，曾国藩对于文化作用的认识和利用，成为其文化自觉和实践的重要内容。
经世为用——实践是检验文化优劣的唯一标准
《曾文正公年谱》记载，曾国藩“公之为学，其大纲宗，略见于所作《王船山遗书序》，而备见于《圣哲画像记》。自登第以还，于学无所不窥，九经而外，诸子百氏之书，靡不规得要领。其于《庄子》、《史记》、《汉书》、《资治通鉴》、《明史》、《文献通考》、《五礼通考》数种，尤笃好不厌，治之三反”。对此，曾国藩的好友欧阳兆熊写过一篇《曾文正一生三变》的文章，指出：“文正一生凡三变。其学问初为翰林词赋，既与唐镜海太常游，究心儒先语录。后又为六书之学，博览乾嘉训诂诸书，而不以宋人注经为然。在京官时以程朱为依归。至出而办理团练事务，复而申韩。尝自称欲著《挺经》，言其刚也。咸丰七年，至江西军中丁外艰，闻讣奏报后，即奔丧回籍，朝议颇不以为然。左恪靖（左宗棠）于骆文忠（骆秉章）幕中肆口诋毁，一时哗然和之。文正亦内疚于心，得不寐之疾。予荐曹镜初诊之，言其岐黄可医身病，黄老可医心病，盖欲以黄老讽之也……此次出山后，—以柔道行之，以至成此巨功，毫无沾沾自喜之色。”曾国藩由翰林词赋到义理之学，由会通汉宋到不废申韩到兼修黄老，反映了曾国藩对待文化没有门派之见，一切以经世致用为要。在传统的义理、考据、辞章之学的基础上，加上了经济学科，在辛亥七月的日记中，他指出为学之术有四：“有义理之学，有词章之学，有经济之学，有考据之学。义理之学，即宋史所谓道学也，在孔门为德行之科。词章之学，在孔门为言语之科。经济之学，在孔门为政事之科。考据之学，即今世所谓汉学也，在孔门为文学之科。此四者，缺一不可。”
不仅对中华传统文化如此，对待外来文化技术，曾国藩也不一概拒斥。与太平天国交战之时，曾国藩就主张购买洋船洋炮，在安庆内军械所，制造新式枪炮与子弹火药，试制轮船，派容闳购置机器，奏拨专款设立船厂，专门从事新轮试制工作，并将江南制造局迁址扩建，内设翻译馆与诸多分厂，翻译出版了西方近代科技等方面的书籍百数十种“泰西声、光、化、电、营阵、军械各种实学，遂以大明，此为欧西文明输入我国之溢觞”，附设了机械学校，培养生产技术力量，会同李鸿章奏准派遣留学生赴美学习，开中国派遣留学生之先河。
曾国藩经世为用的文化态度，使他对于文化发展规律的把握有了重要的依据，为他的文化自觉实践创造了条件。
治学修身——在实践中传承创新
曾国藩是终身学习的典范，在学习实践中，自觉承担了文化传承创新的使命。曾国藩一生勤奋，笔耕不辍。据《曾文正公年谱》记载，曾国藩“平生为诗古文辞，雅不欲存稿，应手散佚，公子纪泽等料检手泽，门人李鸿裔、黎庶昌等为搜辑于知故之家，凡得诗四卷，文十二卷。其存官署者，批谕奏章凡百二十卷，政迹批牍二十四卷，书札六十卷；其存家中者，《日记》三十四卷，《尺牍》五十卷，《家书》二十八卷。皆公亲手迹也。在京师时，著有《茶余偶谈》若干卷，久佚。又为《曾氏家训长编》。其成者：《朱子小学》一卷、《冠礼长编》一卷、《历朝大事记》数卷、《藩部表》一卷，抄辑盐漕河工水利赋役成案各若干卷。余则胪列序目，未有成编。选录《十八家诗抄》三十卷。出都以后，治军临官，不废书史，著有《孟子四类编》、《左氏分类事目》、《礼记章句校评》、《朴目杂记》、《周官雅训杂记》各若干卷。选录《经史百家杂抄》，分十一类，为二十六卷。又为《古文简本》二卷，《鸣原堂论文》二卷。晚年衰病，犹日从事于经史，为《论语言仁类记》一卷，《易象类记》一卷，《通鉴大事记》未成书。又选录古诗之得闲逸意者，自陶渊明至陆放翁六家为《六家诗抄》，亦未克成书。门人王定安辑录公所为经史评注，为《师训汇记》若干卷，又掇公平生言行，为《求阙斋弟子记》四十卷”。
在自己学习之余，曾国藩还在自己周围掀起了一股学习之风。在他的带动下，他的兄弟子侄、湘军将帅都十分重视学习，从文化中吸取营养。在作直隶总督期间，曾国藩特作《劝学篇示直隶士子》一文，用学习引导辖内读书人，把燕赵的豪侠之气与文教相结合，开发民气资源。
当然，曾国藩的文化自觉只是一个开始，还有着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但是从曾国藩文化自觉我们已经看到了传统知识精英面对西方文化冲击对自己文化使命的觉醒。
（作者单位：华民慈善基金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