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异与合作

　　帕斯夸里·帕斯奎诺是美国纽约大学法律—政治学教授、法国科学院高等研究员、法国雷蒙·阿隆政治社会学研究中心研究员。他认为，近70年来对他最具影响力的人类社会大事件有两个，一是信息技术的普及与发展，二是中国的复兴。中国为什么会崛起？中国的崛起与中国政治制度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近十年来，他一直在思考和研究这两个问题。随着欧洲陷入衰落、美国陷入困境，他进一步探讨，中国道路显然不同于欧洲与美国，也与其他金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存在差异，这些差异不应当是冲突的来源，而应当是合作的理由。他还思考了在尊重并认可差异前提下的合作，又将如何改变人类社会的未来这一问题。帕斯奎诺的思考很有意义，以下是对他观点的客观介绍。

　　当今中国政治制度突破现有西方政体分类

　　世界文明形态具有多元性，这当然包括制度文明的多元性。不同制度文明之下，各国政治制度的差异性是客观存在的，这种差异是不同制度文明之间冲突或者合作的渊源所在。

　　中国政治制度不同于西方界定的威权制度。中国的制度文明在其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而中国崛起已经对西方世界形成了巨大冲击。但西方知识界长期以来倾向于用威权主义来形容中国政治制度，然后用“民主—专制/威权”二元区分法来暗喻中国政治制度的不民主性和缺乏政治正当性。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政治话语体系不易于为西方世界所理解，另一方面是因为西方知识界存在偏见和惰性，他们惯于用西方的政体分类方法去界定中国现行政治制度，但这事实上已经行不通了。首先，当今中国不是一个西方所界定的传统威权主义国家。“威权主义”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它由排斥这种制度的人所创设，被视为“坏政府”的同义词，用于形容佛朗哥时期的西班牙、军政权独裁下的拉美政府和今天的中国等，但这些国家显然难于找到共同性。其次，即使在西方政治学中，“民主”这个词本身也具有模糊性和概念上的不确定性，涵盖了从古代雅典大众政府到当今代议制政府的多种政权形式。最后，现在西方政治话语体系将“民主”等同于“好政府”，将具备民主性等同于具有政治正当性。但当今世界除了沙特阿拉伯和文莱等个别国家外，大多数政府宣称自己的政治制度具有民主性，这就产生一个问题：究竟谁有资格来区分“民主—专制/威权”？

　　基于上述三点，当今中国政治制度显然不同于西方政治制度，突破了现有西方知识界政体分类学对中国的定性。因此，应当用更加复杂的政体类型学来分析和研究中国政治制度。

　　中国政治制度不同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基于传统政治偏见和作为冷战遗产的上述政体类型学，正在被一种从经济角度出发的分类法所替代，即“发达国家—新兴经济体（例如金砖国家）/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对立。尽管中国自称为发展中国家，也毫无疑问是最重要的新兴经济体，但新兴经济体的政治制度绝非同一类型。按照熊彼特的分类法，巴西和印度属于竞争式民主，伊朗属于不自由的民主等。中国实际上是一个已经高度发展的发展中国家，其政治制度既不能用西方现有政体类型学去界定，也与其他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存在巨大差别。

　　中国不应当迷信竞争式民主。回顾西方政治学史，直到托克维尔写《论美国的民主》时，“民主”这个词在西方政治理论看来都是糟糕的政治形式，是冲突与骚乱的来源。尽管有人力图用科学性的方式去证明西方民主制度具有普世性，但马基雅维利早就指出，不可能在那不勒斯建立和佛罗伦萨一样的政体，这是政治制度本身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不同所决定的。熊彼特也认为，他所主张的竞争式民主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治路径，这种竞争式民主的非普世性与价值观或文化无关，而是取决于特定社会的历史传统和政治环境。事实上，西方的竞争式民主政治并非当今世界唯一最好的政治模式，中国也无须进行复制。中国如果照搬这一模式，其前提与结果都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自我政治分裂。中国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来解释当今中国政治制度。但由于语言障碍、政治话语体系阐释不足等原因，西方理论界很难从字面意思去理解这个过于简约浓缩的概念。因此，中国当务之急是用外部世界能够理解和乐于接受的话语体系阐释中国政治制度，减少因为不了解和不理解所产生的各种误解。

　　中国政治正当性来自于人民的支持

　　西方的竞争式民主并非“人类的地平线”，各国政治制度也并非只有通过竞争性选举才能获得政治正当性。中国的高速发展并未使中国产生西方的竞争式民主政治制度，中国的政治正当性基础是什么？应当是人民的支持，这是一种中国式的大众政治授权机制，与中国的政治传统具有密切联系，值得西方世界深入研究。

　　中国的政治传统与现状。如果中国政治制度不能得到人民的支持，中国必将陷入内乱，而不是赢得高速发展。人民对于政治领导人的支持，既受政治传统的影响，也取决于现实政治生态的公平正义性。

　　中国具有政治平等主义的传统。尽管今天中国的政治权力不再采用“天命”来表明其正当性，但中国政治领导人并非如西方所界定的威权政府那样单向地对民众发号施令，他们是一批通过善治赢得大众支持和信任的精英。由于经济发展方面的突出表现和大多数人民对善治的支持，中国领导人的政治正当性不断得到加强。

　　中国的政治基础演变过程与欧洲民主化历程不同。欧洲的民主历程曾经高度恐惧“多数人暴政”，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只是从血统到资产的转变。为了避免革命，欧洲19世纪到20世纪开始吸纳以工人和农民为代表的草根阶层参与政治。但这一进程很不顺利，直到二战后才正式建立起竞争式大众民主制度。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各国公平与正义的判断标准随着该国历史变迁而发生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政权基础是工人和农民。随着中国进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国共产党又将其他新兴阶层包容到由工人、农民等所组成的政体之中。一方面，这种包容与吸纳过程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强大的调整与适应能力；另一方面，如何在政治基础日益多元化的今天建立起为中国人民所基本认同的公平正义性标准，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例如，如何加强依法治国，怎样建立、完善与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传统相适应的权利保护法律体系等。

　　中国政治的包容性与协调性。中国的优势在于它有一个强大且善于学习、调整与吸纳的执政党，中国政府控制着中央银行，中国政治相对于资本力量有其独立性，中国有勤劳善良、愿意为国家和集体奉献的人民。改革开放以来，提出中国梦等思想，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力求包容中国不同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利益的雄心。不仅是其政治理想，其政治运行实践也体现出这种在同一政党内部对不同利益诉求所具有的包容性与协调性。

　　如何让有着不同利益和不同观点的群体有表达渠道并且达成妥协，这是中国政治运行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要警惕的是，一旦中国经济下行并且导致严重的社会困境，一些人可能会试图引入竞争式选举机制来逃避责任和回避矛盾，这只会导致中国政治分裂，陷入冲突。

　　中国的政治纠错能力。有观点认为，西方民主用过程民主替代实质正义，也就是通过竞争式选举赢得政治正当性，进行政治纠错，而中国政治需要通过正确的执政结果证明其政治正当性。然而，这一观点已经被西方与中国的政治现实证明是站不住脚的。

　　西方民主的历史和现实已经证明，选举并不能确保政府总是服务于人民普遍利益，所以选票并不是获得正当性的唯一标准。很多人认为选举是西方民主政体纠正政府错误的主要途径。这种观点非常值得怀疑：自由的、定期的竞争性选举既给政府行为以限制，得以对其问责，也向政府进行授权；但是，选举产生的官员天然地为了赢得再次选举而讨好多数人，这就容易导致政策短视，当选后的政府领导人也并未真正按照民主理论所预期的那样，摆脱个人或者政党私利，不被利益群体所控制，服务于人民的普遍利益。

　　中国现在定期进行政治权力的交接班。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官员选择机制是非常有价值和非常重要的，这种机制与一种政治权力的隐含原则紧密关联：如果民众极度不满意领导者的施政，基于“天命”的传统政治文化，就要将权力交给更有利于维护公共利益的领导者。中国的这种选任和定期政治权力交班制度有利于避免整体性的政策短视，使中国政府有能力领导中国在过去60多年里以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速度赢得惊人的发展，因而完全可以和西方竞争式民主的政治纠错能力相媲美。

　　尊重并认可制度文明差异才能实现合作

　　世界各国政治制度既有差异，也有相似或共同之处。各国基本价值观的差异是形成政治制度差异性的主要原因之一，但各国历史传统与政治环境的不同,对这种差异性的形成具有更为重要的作用。世界各国在探究彼此差异性的同时，更应当认识到，制度文明的多元性是自古存在的，但绝非不可逾越，加强不同政治制度的合作也不会因为这种差异性而失去可能。

　　当然，这种跨越制度文明差异性的合作，应当以尊重并认可这种差异为前提。在西方世界已经得到广泛认同的是，民主的本质就是一种程序，而这种程序具体体现为，通过多数人的选举来确定权力的正当性地位，选举则成为表达授权的工具。西方竞争式民主所具有的竞争性实际上存在于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多元结构之中，而中国政治正当性来源于中国式的大众政治授权机制。因此，中国不应当害怕辩论，应当将自己的制度与道路阐释清楚，并通过与其他制度文明的比较与辩论，在更好地了解别人的同时，也更清楚地对自己进行界定。

　　东方与西方的合作、南方与北方的合作、中国与美国的合作等等，支撑着人类社会的进步。承认并尊重制度文明的差异性，加强不同制度文明的沟通、理解与合作，可以催生新的思想与理论，也有助于推动世界的和平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