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提出以来，社会各界对于城镇化的目标正逐渐形成共识。然而，对于具体的道路选择，比如地方政府是企望政策还是强调改革，是发展大城市还是建设小城镇，是行政主导还是市场主导等问题，从政府到坊间仍存多重路径之争。
大城市还是小城镇？
随着全国城镇化率超过50%，中国进入“大城市病”的集中爆发期。中国到底该推进“城市化”还是“城镇化”，这样的路径之争一直就没有停止过。
今年夏天，全国南方多个城市出现历史罕见的持续高温天气，被形容为“烧烤模式”，城镇化过程中“大城市病”问题再度引发关注。除了高温，今年以来频繁发生的雾霾天气，以及近年来类似首都成“首堵”、大雨过后去看海等被人们调侃的现象，无不曝露出大城市的“病症”。
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大城市病”就已经引发人们的担忧。1980年，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时提出“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城市发展方针，其基本出发点之一，就是为了防止出现“大城市病”。
自上世纪80年代，国家开始鼓励发展小城镇，1998年中央提出“小城镇、大战略”，发展小城镇是主要政策取向。然而，小城镇经过一段时间的快速发展之后出现了动力不足的问题，到十六大则确立了“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的方针。
据了解，世界各国的城市发展主要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超大城市和中心城市辐射型为主的集中式“城市化”模式，另一种是以中小城镇主导型为主的分散式“城镇化”模式。
倾向于“城市化”的观点认为，全世界城市发展规律都是从小城镇到大城市，到特大城市，小城镇是逐渐减少，或者围绕着大都市作为卫星城和都市群才能够生存。从这个角度来说，人口集中的方向是逐渐进入大城市。
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认为，“大城市病”不是“大”惹的祸，世界上同样还有很多大城市、特大城市甚至巨型城市没有“生病”。因此不应轻易谈瘦身，否则容易抹杀一些问题，不利于城镇化健康发展。
主张城镇化路径的人士则更多地考虑到国情，认为仅靠少数大城市，基础设施和政府财力都无法承受如此庞大数量的农民进城。因此，不少人提出“就地城镇化”概念，使农民能够在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就近就业。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经济学家辜胜阻认为，要合理引导资金、劳动力、技术等要素优化配置，充分发挥区域大城市、中心城市的辐射功能，通过产业转移带动相关配套产业和服务业在中小城镇发展，让百姓在中小城市安居乐业，实现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认为，“城镇化”是目前中央既定政策的提法。但是，大城市也必须要承担农民工进城的公共服务问题。在尊重农民自愿选择的前提下，各类城市都应该积极接纳农民转移，走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道路。
从目前公开的信息来看，未来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在很大程度上仍将延续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思路，并更加注重小城镇建设。近日，住建部等七部委联合印发通知，决定对2004年公布的全国重点镇进行增补调整，并提出了各县(市)至少有1个重点发展镇列为全国重点镇的目标。此举意在适应新型城镇化发展要求，加快重点小城镇建设。
不过，由于中国的城市具有行政级别，低行政级别的中小城市与小城镇无法获得像大城市那样充足的公共资源，成为影响小城镇发展的重要制度障碍。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表示，想在哪儿发展小城镇、中小城市，就要把就业、投资、机关摆到哪儿，这样人就跟着去了。国外不讲城镇化，而讲城市化，但美国政府不在大都市，世界上最牛的跨国公司总部都在小城镇上，很多世界著名的大学也都在小城镇。
《经济参考报》记者了解到，目前正在广泛征求意见并抓紧修改完善的“国家中长期新型城镇化规划”中对与城镇化路径息息相关的城市规模划定标准进行了重新设定。未来我国城市规模划分将打破行政等级限制，根据城市所具备的承载力，人口集聚能力等方面进行认定。
接近发改委人士透露，我国有将近16亿人，却只有658个建成市，而日本虽然占地面积、人口与我国相比相差甚远，却有2000余个建成市。因此，在城市规模划定标准改变后，我国城市数量会大幅提升，1.9万余个小城镇中有很大一部分有望改变成“市”。
（记者 白田田 梁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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