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大国只需看人口总量，人口强国则要看年轻人口的规模、比重、结构和功能。放眼全球，人口快速老龄化带来的普遍挑战性是“年轻人口短缺”，是“青年赤字”。由于持续、严重的少子化，中国实际上已经处在“过度老龄化”的初始和潜伏阶段，今后将继续朝“过度高龄化”这一人口代际失衡的方向演化。从人口经济学角度看，少儿人口和青年人口构成的年轻人口是诸多力量的集合，年轻人口身上集聚了生育力、消费力、生产力、创造力、战斗力和威慑力，这些人口力量构成了推动国家兴旺发达的“人口推力”。人口推力、人口活力、人口动力来自年轻人口，他们是真正的实力人口，是国家极为宝贵的人口资产，年轻人口是人口红利的最大创造者。长期以来，我们被渲染人口压力的“负人口观”困扰，忽视了蕴藏在人口特别是年轻人口身上的人口活力、人口推力和人口实力。人口压力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年轻人口通过制度创新、人口流动、人口投资可以创造人口红利。红利是人口的价值贡献，是人口的天赋，其要害是人力资本的积累和人力资源的开发。对一个大人口来说，红利有早晚和大小，不存在有无的问题。
在我国，少子化是一个令人担忧的人口萎缩和亏损的过程，少子化就是0-14岁的少儿人口减量化的过程，15年、20年以后会导致少劳化，即新增劳动力人口供应萎缩。从1980年代初我国开始初始少子化，0-14岁的少儿人口比重从1982年的33%下降到1990年的22%；进入二十一世纪，演化为严重少子化，2000年少儿人口比重为18%，2010年下降到16.6%。我国20-40岁的实力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是4.36%，到2040年下降到3.02%。黄金年龄段的劳动年龄人口是一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力军，青壮年人口的规模和比重是展现一国“人口实力”的敏感指标和重要指标。
看今日和未来之中国人口，需要引入结构-功能主义的视角。人口总量问题是由人口分量问题来决定的，也就是说，所谓的人口问题，更多要看人口的结构和功能，而不是停留在表象的规模和总量。我国面临的挑战是少子化导致人力资源后备不足，导致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后劲不足。一胎化政策下少子化的负面后果已经显现。
我们要重新发现人口的价值，人是主体，口是数量。从资源的角度看，人口有几种资源的特征：首先是人力资源。如果说青少年人口是“潜力资源”，那么青壮年人口是“实力资源”，老年人口是“余力资源”，他们在群体的意义上都是某种可以开发的“人力资源”。人力资源具有和自然资源不同的特性，例如，能动性、创造性、移动性。其次是脑力资源，13亿中国人，有13亿中国脑。脑力资源是最后的资源，是有待开发的“金矿”，关键是要构造一个人适其位、人尽其才的社会环境。社会学家潘光旦先生早年曾提出“位育理论”，强调了环境和生态对于人类发展和人力开发的重要性。再次是生物资源，即人口也是各种人体资源，如血液资源、基因资源等，可以用于救死扶伤。最后是亲情资源，人是感情丰富的动物，人的幸福感离不开社会交往和亲情互动。社会的分人口其实就生活在血缘、业缘等组合成的社会网络当中，一个存在着有血脉亲情联系的人口是能够较好抵御生存风险的人口，也是亲情资源丰富因而幸福感较强的人口。年轻人口处于人口资源体系中的关键地位，主导着人口资源的总体开发和价值实现。
生育决定人口的未来，人口决定国家的未来。国家要关注“人口资产”的战略储备，要防止持续的低生育率和人口少子化所造成的年轻人口亏损趋势的蔓延和恶化。适度、理性、负责的人口增长完全必要，而适度生育是确保国家“人口资产”不缩水的唯一法门。
（作者为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