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治国理念与治国政策

摘要：在改革之初，邓小平有一个清晰的治国理念，那就是以发展经济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核心，即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为了实现这一核心治国理念，邓小平采取了“双轨制”的推进策略：一方面通过在经济领域实行大胆改革，直接推动经济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另一方面则不断在政治、科技、教育、国防、外交等领域实行变革，为推动经济平稳顺利发展提供助力和可靠保障。上述改革对策就形成了邓小平的治国政策。邓小平的治国理念和治国政策，不仅存在于邓小平时代，还延续至今，并且正在继续影响现代化建设。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应解决“文革”后我国发展实际产生的这一治国理念及其政策，已经不完全适应转型期的发展实际，因此根据社会要求积极完善和发展之，使之更好地服务于现代化事业就成为了当下课题。

关键词：治国理念；双轨制；治国政策；现代化建设

客观地说，在改革之初，中国的领导者包括邓小平在内，对治理中国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蓝图，而是采取了实事求是的做法，一边实践和摸索，一边及时总结经验，并采取先在一地进行试验、成功之后再推广的策略，逐渐铺就了改革开放的宏伟蓝图。虽然没有一个治理中国的清晰蓝图，但是邓小平却有一个清晰的治国理念。邓小平的治国理念，是在深刻反思和全面纠正“文革”的基础上，以发展经济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核心，即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邓小平为了实现这一核心治国理念，采取了“双轨制”的推进策略：一方面通过在经济领域实行大胆改革，直接推动经济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另一方面则不断在政治、科技、教育、国防、外交等领域实行变革，为推动经济平稳顺利发展提供助力和可靠保障。上述改革对策就形成了邓小平的治国政策。可见，邓小平的治国理念与治国政策是有机统一的，治国理念是治国政策的前提和先导，治国政策是治国理念的体现和实践，两者统一于邓小平的改革实践。

一、邓小平的治国理念

所谓治国理念，是指一个国家的领导者在对本国政治目标、本质、规律等科学认识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系列关于国家治理的基本思想及其观念。[1]一个国家治国理念的确立，对国家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具有重要的影响，是国家经济发展、政治稳定、文化繁荣和人民安居乐业的前提。作为政治领导人的邓小平，其治理国家有一个核心的治国理念，那就是以发展经济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核心，即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

（一）邓小平治国理念的形成

邓小平治国理念的形成，主要有两方面因素：一方面源于邓小平的人生哲学，另一方面来自于邓小平治国理政的丰富经验。邓小平的人生哲学是形成邓小平治国理念的思想基础，邓小平治国理政的丰富经验是形成邓小平治国理念的现实基石。

邓小平人生哲学的确立是从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的。1922年，邓小平在法国加入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共产主义理想开始逐渐确立，共产主义的人生观开始逐渐形成。邓小平从一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便选择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而且积其七十年的历程和岁月，都始终把共产主义理想、为党奉献的精神和无私奉献国家、实现强国富民的情怀有机地结合起来，历尽艰难而始终不渝。[2]可见，邓小平的人生哲学，是邓小平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信仰、树立了马克思主义人生观之后才最终确立的。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人生哲学形成后，使他内心树立起强烈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理想，更坚定地把无私奉献国家、实现强国富民作为自己毕生的崇高目标，这为邓小平治国理念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邓小平自从1950年担任西南区政治委员以来，一直到1989年退休，除了中间经历政治生涯的挫折时期外，都成为了实际地领导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高层领导人之一，这段跌宕起伏的高层领导经历为他积累了治国理政的丰富经验，也最终为其治国理念的形成奠定了现实基础。这段高层领导经历中，有三个时期对邓小平积累治国理政经验至关重要：第一，1950—1952年主持西南局工作时期；第二，1956—1966年，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负责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工作；第三，1975年，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开始全面整顿。第一段时期，在西南地区的大胆开拓的领导经历，使邓小平具有了领导大区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特别是在经济治理和建设过程中积累的宝贵经验为邓小平日后治理国家提供了有益参考；第二段时期，任总书记的这10年，邓小平开始从国家全局角度思考问题，亲身体验了国家建设的实际情况，参与了国家建设的决策，具备了治理国家的基本经验；第三段时期，开始全面整顿，虽然1975年的整顿后来夭折了，但它体现了邓小平治理国家已经形成大致思路——在发展经济为先的同时对各个领域进行改革，这为他1977年复出后治国理念的形成直接奠定了基础。

除了来源于邓小平的人生哲学和治国理政的丰富经验外，邓小平的治国理念还与两方面紧密相连：一是1969—1973年邓小平被下放江西这段时期对“文革”的全面反思和中国未来走向的深刻思考，实际上正是这段反思岁月使邓小平清楚地看到了中国的贫困和农民的贫穷，促成了邓小平1975年以发展经济为核心的全面整顿；二是邓小平出访外国特别是日本、新加坡和美国的经历，这使他更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落后面貌，更坚定了他大力发展经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的决心。

（二）邓小平的治国理念

邓小平的治国理念——发展经济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一个有机统一的体系。发展经济，就内在规定着要同步地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是邓小平治国理念的本来之义；两者是手段与目的的关系，发展经济是手段和前提，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目的和归宿，经济发展的最终落脚点是为了改善和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这一关系集中体现在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上。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什么？早在1979年他就明确提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体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得到满足。”[8]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是有一个过程的。1979年11月他提出：“社会主义特征是搞集体富裕。”[9]1985年3月他又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10]1986年3月他再次强调：“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的是实现共同富裕。”[11]1990年12月他进一步强调：“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12]1992年南巡时，邓小平完整地阐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即“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3]可见，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特别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集中概括，既体现了发展经济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有机统一的整体，又体现了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并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发展经济的目的，是社会主义制度区别于其他社会制度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所应当始终追求的奋斗目标。

要实现发展经济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一治国理念，就必须在实践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邓小平始终认为，在社会主义时期，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全党全民都应当把现代化建设作为中心任务。[5]“文革”的惨痛经历和国家百废待兴的经济现状，更坚定了邓小平发展优先的这一理念。1979年10月，邓小平在中共省、市、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会议上，明确地强调：“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不只是当前，恐怕今后长期的工作重点都要放在经济工作上面。”[6]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出席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并发表了重要讲话《关于目前的形势和任务》，提出了他为1980年代确定的主要任务，这实际上是他关于未来中国10年的“国情咨文”。在这一讲话中，邓小平提出了1980年代的三件大事，其中第三件大事是要加紧经济建设，就是要加紧四个现代化建设。他指出：“四个现代化，集中起来讲就是经济建设”，“三件事的核心是现代化建设。这是我们解决国际问题、国内问题的最重要的条件。”[7]邓小平的这些重要讲话，使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日益深入人心，并开始逐渐成为党和全国人民的共识。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召开。大会第一次系统论述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这条基本路线被形象地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从1978年党和国家工作中心实现成功转移，到正式确立“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经济建设作为党和国家工作的中心地位不仅被确立起来，而且被规定为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都必须始终坚持的。即使是在国际风云变幻的90年代初期，邓小平依然坚定地提出：“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8]坚持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首先是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百年不动摇。只有不断推动经济快速发展，不断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才能不断筑牢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厦，才能有效抵制“和平演变”。

二、邓小平的治国政策

治国理念只有被制定为有效的治国政策，才能在实践中产生巨大的效应。邓小平治理国家不仅需要有一个清晰的治国理念，还需要有一系列与之相辅的治国政策。邓小平为了实现发展经济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治国理念，采取了“双轨制”的推进策略：一方面通过在经济领域实行大胆改革，直接推动经济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另一方面则不断在政治、科技、教育、国防、外交等领域实行变革，为推动经济平稳顺利发展提供助力和可靠保障。上述改革对策就构成了邓小平的治国政策。可见，邓小平的治国政策是根据治国理念而展开的，换句话说，这些治国政策其目的是为了适应和服务于治国理念的，当然这些治国政策在各领域付诸实施后也带来了自身的变革与发展，实践证明，这些治国政策是成功的，一方面为推进经济发展提供了可靠保障，同时有力地推进了社会的全面进步与发展。

（一）引导和推动了农村改革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培育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倡导建立经济特区和推进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

邓小平从实际出发，勇于突破、大胆改革，亲自领导并制定了一系列经济政策，引导和推动了农村改革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培育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倡导建立经济特区和推进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这些政策的逐步推行和成功实施，有力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激发了人民群众参与生产和建设的积极性，快速地发展了经济，迅速改善和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使中国的经济焕发出无限青春活力。

首先在农村改革方面。邓小平引导和推动下的农村改革主要分为两步：第一步是建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第二步是改变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针对当时安徽、四川两省某些地区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试验遭到很多人的非议和阻挠这一情况，邓小平站出来支持了这一创造。随后1982年党的十二大对以包干到户为主要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给予了充分肯定，强调必须长期坚持下去并逐步加以完善。从1982年到1986年，中央连续5年下发了关于农业问题的1号文件，提出要稳定和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和1985年人民公社的取消，为进一步支持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1985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提出改变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和大力调整农村产业结构的政策。这一政策的实行，极大促进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据统计，1986年的农业总产值已由1980年的2223亿元增加到3947亿元，平均每年递增速度达到了10%；[9]到1987年全国乡镇企业从业人数已达到8805万人，产值达到4764亿元，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50.4%。[10]

其次在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经过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第一时期（1978年到1983年）的准备，从1984年到1992年，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其标志是1984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这次全会审议并一致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这个《决定》是根据邓小平关于改革的一系列思想观点，经过会前充分的酝酿讨论，九易其稿而成的，它规划了经济体制改革的蓝图，成为指导经济体制全面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决定》提出增强企业活力是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提出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实行政企分开，建立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以及积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等内容。[11]《决定》的通过，标志着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中国经济从此开始进入持续高度发展的新阶段。

再次在培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针对当时党内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关系问题的困扰，早在1979年11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时说：“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12]在邓小平的引导下，我们对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关系的认识不断发展。从党的十二大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再到党的十三大的“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特别是在1992年初的“南巡讲话”中，邓小平鲜明地提出了“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3]邓小平为“市场经济”正了名，不仅使人们摆脱了传统观念的束缚，更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最后在倡导建立经济特区和推进对外开放格局形成方面。邓小平积极倡导建立经济特区，并积极促成了我国对外开放格局的初步形成。在邓小平的直接关心和批示下，1980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正式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特区，并将“特区”定名为“经济特区”。1984年2月24日上午同中央领导班子的一次谈话中，邓小平指出：“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我们还要开发海南岛。”[14]1984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开放上海、天津、大连、青岛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的决定。为了进一步扩大开放，在邓小平的支持下，从1985年开始，先后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厦漳泉三角地区、辽东半岛、胶东半岛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1988年又建立海南经济特区。在1992年，中共中央决定开放6个沿江开放城市和14个沿边开放城市。至此，我国初步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沿边、沿江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发区的对外开放格局。

（二）按照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要求，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邓小平审慎而又果断，在深刻反思和总结“文革”的基础上，提出了政治改革的总体设想，并规划和制定了一系列具体的改革举措，有力地推动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顺利前行。邓小平提出，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按照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要求，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使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要求，从而有力保障现代化建设的健康发展。

一方面，邓小平认为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要与经济建设的客观要求相适应。1978年10月11日，他在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致词中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这场革命，“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15]在这里明确提出了要改变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管理方式，实际上就是在强调要进行政治制度上的改革，并且指出政治制度的改变要适应于经济建设。随着经济改革的逐渐深入，邓小平越来越感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1986年9月3日，他在会见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说：“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16]

另一方面，邓小平提出了政治改革的总体设想，并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内容、原则、方法和步骤做出了一系列指示。他认为，政治体制改革要达到的“总的目标是三条：第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第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第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17]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邓小平主张“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分开；第二个内容是权力下放；第三个内容是精简机构”。[18]邓小平认为，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前提。邓小平说：“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有前提的，即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同时，邓小平认为，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要“根据自己的特点，自己国家的情况，走自己的路”，[20]并且要遵循稳妥的方法和步骤，“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方针必须坚持，但是，方法要周密，步骤要稳妥”。[21]在邓小平的积极建议下，1986年，党中央成立了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经过充分调研和广泛论证，形成了《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初步方案）》，其主要内容写入了党的十三大报告。198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大将政治体制改革列入议程，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蓝图，并就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目标、内容等作了详细论述。报告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改革的内容主要包括党政分开、权力下放、政府机构改革等7大方面。很显然，十三大提出的政治体制的总体设计方案，完全体现了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设想。

（三）现代化建设必须紧紧依靠科技和教育，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而其基础在于教育

邓小平放眼世界发展潮流，立足中国科技与教育落后的现实，提出现代化建设必须紧紧依靠科技和教育，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而基础在于教育。为实现科教兴国战略，邓小平勇于突破“左”的观念和做法，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些新思想和新论断，领导制定了推进科技与教育发展的新举措，使我国的科教领域迎来了发展的春天，从而有力地推进了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和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

邓小平认为，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没有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指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22]邓小平以强烈的使命感和紧迫感，吹响了向现代科学技术进军的号角。1988年9月5日，他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时说：“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23]邓小平的这一新论断，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也是对当今世界科技发展的最新概括。此时，科技体制改革也在同步进行，1985年3月13日，《中共中央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正式公布实施。《决定》提出了科技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提高科技机构为经济建设服务的能力、加强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和尊重科技人才是其中的重点。在邓小平的直接关心和支持下，国务院先后批准和实施了“星火计划”、“863”计划和“火炬计划”，这一系列举措极大得推动了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并有力地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

在邓小平的科教兴国战略中，教育与科技是并重的。邓小平认为，要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就必须提高人们的科学文化素质，而要提高人们的科学文化素质，就必须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因此，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基础在于教育。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24]而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提高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都要靠教育。在邓小平的大力支持和推动下，1982年党的十二大正式把教育列为实现我国现代化建设目标的三大战略重点之一。[25]1985年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更明确地规定：各级党委和政府都要按照党的十二大的决策，把教育摆到战略重点的地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像抓经济工作那样抓教育工作。[26]并且，邓小平在实践中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从理论与实践上纠正了偏差，使我国教育事业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第一，以“恢复高考”为突破口，改变了“文革”期间不合理的大学生招生制度，恢复了高等院校招生考试制度，掀起了教育领域的拨乱反正。第二，提出了“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指明了方向。第三，打碎了套在知识分子头上的枷锁，并千方百计创造条件解除知识分子的后顾之忧，创造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氛围。

（四）在国防建设要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前提下，“把解放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

邓小平立足于国际形势趋于缓和的形势，提出在国防建设要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前提下，“把解放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为此，邓小平对军队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在优化体制编制、完善武器装备、提高教育与训练以及实现军工企业“军民结合”方面取得了可观的积极成果。等到退出政治舞台时，邓小平给接班人留下了一支规模更小、武器装备更好、教育水平更高、对现代战争理解更深刻的军队，以及更强大的“军民结合”的军工企业，使他的接班人得以继续致力于军事现代化。[27]

实现军队现代化是邓小平坚定不移追求的目标。1977年8月23日，邓小平在出席中央军委座谈会上指出：“要看到我们各级干部指挥现代化战争的能力都很不够，不要把自己的眼睛蒙住了。”“要承认我们军队打现代化战争的能力不够。”[28]正是在直视我军现代化水平较低且不能适应现代战争的要求这一现实下，1980年9月19日，邓小平在检阅我军在华北地区的大规模军事演习时郑重提出了“必须要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的总目标。

邓小平认为，实现军队现代化，一方面必须要在国防建设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前提之下进行，另一方面必须对军队进行大胆改革。随着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和国际局势趋于缓和，邓小平明确提出了国防建设要服从于整个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方针。他说：“现在需要的是全国党政军民一心一意地服从国家建设这个大局，照顾这个大局。这个问题，我们军队有自己的责任，不能妨碍这个大局，要紧密地配合这个大局，而且要在这个大局下面行动。”[29]同时，邓小平对军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取得了不俗成果。第一在优化体制编制方面，在邓小平亲自领导和组织下，成功实现了军队大规模裁员，到1987年我军员额由600多万人压缩到300万，新组建了陆军航空兵、电子对抗兵等部队，加强了特种兵建设，成立了国防科工委。第二在完善武器方面，从1985年到1989年，一大批常规武器通过设计和生产定型，137个项目获得国家级科技进步奖，有不少成果还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在战略武器方面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1980年成功发射洲际导弹，1982年核潜艇水下发射战略导弹成功。[30]第三在提高教育与训练方面，按照教育“三个面向”的方针，开始形成了由初级、中级、高级指挥院校构成的指挥军官三级培训体制，建立了专业技术军官培训体制。第四在实现军工企业“军民结合”方面，邓小平鼓励军工企业实现“军民结合”，要求把军队部分设备和技术转向民用经济，生产更多具有市场竞争力的民用产品，这一举措，一方面改善和提高了军工企业和军人的经济地位，另一方面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

（五）在外交工作的基本任务是为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前提下，实行全方位外交，确立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在外交工作的基本任务是为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前提下，邓小平在仔细观察国际局势的基础上，果断调整我国外交方针，实行全方位外交，确立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我国外交领域的改革，一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外交成果，另一方面为我国创造了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保障了国家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

20世纪70年代国际形势趋于缓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开始认为争取较长时期的国际和平环境是可能的。随着国际形势的缓和和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我国外交工作的基本任务就变为配合国家的经济建设，并为此争取一个有利的国际和平环境。1982年8月21日，邓小平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时明确讲到：中国最希望至少二十年不打仗。我们面临发展和摆脱落后的任务。我们摆在第一位的任务是在本世纪末实现现代化的一个初步目标，这就是达到小康的水平。所以我们希望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现在，我们国内的情况不错，一心一意搞经济、搞建设。我们的对外政策是符合我们这个宏伟目标的，尽管这个宏伟目标人家看起来微不足道，但我们自己仍然称之为宏伟目标。[31]在这一指导思想的影响下，我国外交工作的方针开始调整，从联美抗苏的“一条线”战略转变为全方位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战略。1985年3月4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时，第一次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这一重要论断。这一新论断加速了我国外交工作方针的调整。1986年3月，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在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作了《关于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报告》。这份报告第一次把我国的对外政策概括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并阐述了这一政策的主要内容和基本原则。这份报告表明，我国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外交方针的调整，外交工作已显示出向全方位发展的新特点。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邓小平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政策，为实现香港和澳门回归奠定了基础。经过这次调整，中国外交开始向全方位发展，一个有利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国际环境已经初步形成。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面对西方国家的制裁和苏东剧变，邓小平高瞻远瞩，坚持认为外交工作要服从于现代化建设这一根本目标，并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决不当头、有所作为”二十四字方针。1989年9月4日，邓小平在向第三代领导集体交待他退休后的事宜时说：“对于国际局势，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句，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32]1990年以后，邓小平又提出了“不当头”、“少露锋芒”和“有所作为”的思想，后来我们用“韬光养晦”代替了“少露锋芒”，这样就形成了邓小平对外战略策略的二十四字方针。这一方针，避免了与外国发生正面冲撞，为我们创造了有利的国际和平环境，从而为集中精力搞好国内建设、增强综合国力赢得了宝贵机遇。

三、余论

“文革”结束后，邓小平面对的是这样一个中国：百废待兴的经济；“左”倾思想仍在许多干部和群众中存在；一个把新思维完全拒之门外的国家；“文革”中受迫害者和迫害者之间难以弥合的裂痕；民众对帝国主义和资本家的敌视；军队干部对裁军和减少军费的强烈抵制；城乡社会僵化的结构等等。无论中外，很难有人体会邓小平踏上改革旅程时面对的是多么严重的问题。[33]所以，铭记“文革”之痛的邓小平，面对严峻的国内现实，深感社会秩序是多么脆弱，只能或者必须在保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不断发展经济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基础上，积极稳妥地推进其他领域的改革与发展，这是明智的，毕竟邓小平承担的主要责任是把中国引向改革开放之路，其他的任务应该交给下一代人。尽管人们对于邓小平改革的评价不尽相同，但面临“文革”后我国的严峻现实以及邓小平掌权时已74岁高龄的客观因素，历史给他的时间是如此短暂，所以邓小平的治国理念以及据此展开的治国政策无疑是成功的，因为它快速发展了经济、迅速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并成功地推动了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的转型，社会生活更加开放和自由，使中国从一个落后、封闭的国家走向了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现代化经济强国。

邓小平的治国理念和治国政策，不仅存在于邓小平时代，也存在于当今社会，并且正在深深影响着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说我们仍然生活在邓小平时代。我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决定了仍然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他领域的发展与改革仍然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但是随着我国进入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结构调整的特定历史时期，以经济利益为基础的社会秩序开始形成，个人之间、个人与政府之间的利益矛盾和纠纷日益增多，公民维权事件层出不穷，贫富差距开始不断扩大，社会呼唤公平声势日强，消极腐败现象出现蔓延态势并正在迅速销蚀公众的忍耐度，食品安全、住房、医疗、教育等社会问题层出不穷，我国进入一个矛盾凸显、利益纠葛的发展时期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些问题和矛盾的出现，一方面与我国进入社会转型期这一特定历史阶段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也与我国目前的经济、政治、社会等体制没有跟上社会的发展实际紧密相连。因此，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应解决“文革”后我国发展实际产生的邓小平的治国理念及其治国政策，已经不完全适应当今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发展实际，所以我们应该在坚持邓小平治国理念和治国政策的正确大方向的前提下，立足我国的基本国情和人民群众的现实愿望与要求，解放思想、勇于开拓、与时俱进，积极完善和发展这一治国理念及其治国政策，不断扎实推进我国经济、政治、社会和其他领域的改革与发展，在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各种实际需求的基础上实现社会的全面发展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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