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向来就有“崇德尚义”的优良传统。岳母刺字“精忠报国”送儿出征的爱国大义、包拯力铡亲侄包勉为民除害、匡扶社稷的凛然正义都是千古传颂的美谈。“义”分两种，为国家为民族为社会发展赴汤蹈火、舍生取义、护持正道是为“大义”；同事上下、朋友之间仁爱相携、言出必行、同甘共苦是为“小义”，无论大义还是小义，都是人间滋润心田的温暖洪流，也是值得我们永续传承的正能量。
现代社会的高速发展，追求物欲、急功近利等错误观念的侵蚀，使得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在一些人身上发生了异化，个别人将“义德”狭隘地理解为义气，甚至把一些唯利是图、良莠不分的“江湖气”曲解为讲义；少数人热衷于搞小圈圈、拉帮结派，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一些投机钻营者也伺机投怀送抱，以讲义气为名拉拢腐蚀领导干部为其捞取好处。正本清源，厘清中华民族“崇德尚义”的正轨，对于党员干部直面挑战与诱惑、秉持操守与原则，切实贯彻落实好群众路线，是一道十分严肃的考题。
义者，当对民族讲大义。我国是个多民族组成的集合体，56个民族形成中华民族大家庭，每个人都是这个大家庭中的一个“细胞”。中华民族之所以绵延五千年而不衰，就是因为这个大家庭中亿万“细胞”时刻戮力同心，在国家危难、民族存亡面前，自觉以大局为重，以大义为念。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更是向每个中华儿女吹响了践行民族大义的冲锋号角，大家在振兴中华这一共同理想和目标面前，应该自觉以民族大业为重。现实生活中，少数人在维护民族利益的大是大非面前，把江湖义气凌驾于民族大义之上，对那些破坏民族团结、扰乱社会安宁，甚至阴谋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罪恶活动，不警惕、不报告、不斗争，浑浑噩噩，麻木不仁，漠然视之，这些都是不讲民族大义的表现。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华儿女，都应该时时处处、倍加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的大好局面，立足本职岗位脚踏实地勤奋工作，为实现中国梦有所创造、有所作为、有所贡献。 义者，当对社会讲道义。爱因斯坦说过：“一个人的真正价值，首先决定于他在什么程度上和什么意义上从自我中解放出来。一个人对社会的价值首先取决于他的感情、思想、行为和义理，对人类利益有多大作用。”衡量一个人是否胸怀道德义理，不能用狭隘、片面、功利的标准，看为官多大赚钱多少，而应该看他是否注重道德义理、修身养德。因为一个人生活在社会大环境中，如果一味强调哥们义气，不顾社会道义，突破法律道德规范，损害社会和他人利益，义气就会异化成匪气、邪气、霸气，破坏社会纯正的风气。有些人把社会道义置于脑后，只要对自己和亲友有利，不管法律、不讲道德，凡是“哥们儿”“自己人”“圈里人”，什么话都听，什么事都敢办。党内也有少数人为官用权心无法度、心无道德、心无道义，用人失准、办事失衡、行为失信。凡此种种，都是没有对社会坚守道义。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一分子，只有大家对社会讲道义、依法行事，社会才能公平正义、有序运转，正气的力量才能升腾，才能形成强气场、正能量。
义者，当对群众讲情义。有的人对群众有情有义，人民一辈子记住他；有的人对群众薄情寡义，人们对他嗤之以鼻。无论讲大义还是循小义，只有对人民有情有义，义德才会升华，人生才会增值。春秋时期的晏婴说过：“德莫高于爱民，行莫厚于乐民。”唐人元结也认为：“不能救人患，不合食天粟”。概而言之，就是不能解决民众的苦难，就不配吃俸禄粮食。宋朝的苏辙说得更为透彻：“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就是说为官之人，解除民众的祸患，如同医治自己心腹疾病那样急迫。说到底，讲义气就要急人民之所急，帮人民之所需，做到爱民亲民，对人民群众有真情实义。扎实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就应该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等脱离群众的作风之弊行为之垢来一次大排查、大检修、大扫除，切实加强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做到“爱民如身”。谁心里有老百姓，老百姓心里才会有他们的位置。那些心里时刻装着老百姓的干部，才是群众满意的好干部，也才是人民群众信得过的实现中国梦的民族脊梁和中坚力量。
(来源:解放军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