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中国梦只能走中国特色道路

中国梦是国家富强之梦、民族复兴之梦，它承载着近代中国无数仁人志士的爱国之心、报国之志。孙中山就曾许下“使中国为世界最强之国、最富之国，又政治最良之国”[1]的宏愿；毛泽东也曾发出“要赶上美国，并且要超过美国”[2]的豪言。中国梦是全体中国人的梦想，它为国家和民族描绘了美好的未来，它激励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为之不懈奋斗。

然而，实现中国梦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虽然世界各先进国家的崛起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但是中国有自己的国情，它与世界其他任何国家的国情都是不同的。实现中国梦，要深刻认识中国自己的国情，走中国特色的道路，对于外国的经验，要善于总结并为我所用，而决不能简单照搬固定模式。

中国梦不是欧洲梦，实现中国梦不能走欧洲式的道路

欧洲梦的实现，归根到底靠的是新航路的开辟和不断的海外殖民扩张。曾经的欧洲中心的建立，与其说是欧洲文明的胜利，倒不如说是以掠夺其他国家和地区为主要特征的海外殖民活动的成功，因为正是后者为前者提供了其所需要的一切优越的准备条件。欧洲在这一过程中所展示的开拓进取的气魄确实是一个渴望谋求发展的国家所必不可少的，但是，将自己国家的发展建立在其他国家和民族承受无尽苦难的基础上，实在是不可取。

这里以最老牌的殖民帝国西班牙和葡萄牙为例。整个16世纪可以说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世纪。当时的它们都坚信一点：“发现是第一步；侵略是第二步。走到的地方就是占有的地方。”[3]P50正是在这种霸权思想的支配下，西班牙在欧洲统治了近一半的天主教国家，在亚洲征服了菲律宾，在美洲把除巴西以外的土地全部划入了殖民帝国的版图。通过大肆掠夺新大陆的资源，西班牙迅速进行着资本原始积累。据统计，到16世纪末，西班牙共占有全世界金银总产量的83%；[4]P11到1640年，不计走私部分，总共有180吨黄金和17000吨白银被运到欧洲，[5]其中主要是被运到西班牙。几乎与此同时，葡萄牙也建立起庞大的殖民帝国。到16世纪初期，“葡萄牙的炮台，在非洲两岸和沿海岛屿上，星罗棋布地建筑起来。在印度与中国之间，他们虽不得征服文化早开的土人而占有其地，但亦可以威逼利诱，运用种种方法来骗得几个港口，筑起炮台货栈和兵工厂来。”[3]P50-51葡萄牙利用从大西洋到印度洋的50多个殖民据点，垄断了半个地球的商业航路，成为印度洋上独一无二的霸主。也正是凭借于此，在16世纪最初的5年中，葡萄牙的香料交易量从22万英镑飙升到230万英镑，[4]P10成为当时海上贸易的第一强国。与欧洲殖民国家的疯狂和“斩获”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殖民地国家和地区的全面衰败。殖民地国家不仅丧失了大量金银贵金属，而且由于长期遭到欧洲殖民者的屠杀和其携带并传播的流行病的折磨，人口急剧下降。有统计称，到1570年，墨西哥地区的人口从2500万锐减到265万，而秘鲁人口也从900万锐减到130万。[4]P50由此可见，欧洲赖以起家的海外殖民活动充满了丑恶的一面，其罪行令人咋舌。

作为曾经饱尝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苦难、又经过百年的艰苦斗争才得以实现民族独立的中国，怎么能重走当年欧洲人的殖民老路呢？先不说这条道路会严重伤害其他第三世界兄弟国家人民的利益和感情，它首先就不能得到广大中国人民的认同和拥护。将心比心，中国人民决不会允许自己的国家将自己曾经承受过的苦难再施加给其他友好善良的国家和民族。因此，中国梦的实现绝不能走欧洲式的殖民道路，而要立足自身，努力开发自身潜力，通过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刺激国内消费来实现国家经济的腾飞。

中国梦也不是美国梦，实现中国梦不能走美国式的道路

美国能够超越英国、法国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强国，并且至今屹立不倒，确实有很多值得中国学习的地方，比如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鼓励科技创新，等等。但是，也应当认识到，完全模仿美国式的道路是不可取的。在立国近百年的时间里，美国的成长伴随了无数的血腥和杀戮。西进运动为美国资本主义发展带来其所需的一切重要条件（土地、资源、黄金），使“在英国需要整整数百年才能实现的那些变化，在这里只有几年就发生了。”[6]但是，需要引起注意的是，美国当时的西部开发并不是和平友好、为了各民族共同利益的开发，而是血腥的、近乎殖民行径的掠夺。这一过程充满了一国内部不同民族间的激烈对抗和冲突，主要是一个优势民族对另一个弱势民族的驱赶、掠夺和屠杀。

美国独立以后，为满足资本主义发展对土地的要求，白人和印第安人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由原来的和平友好变为敌对冲突。在整个西进运动中，联邦政府和白人的野心似乎永远无法得到满足，他们不断对印第安人说：“你稍微往远处挪动一下，免得我不注意踩着你！”“再走远一点，走过奥康尼河和奥克姆尔基河去，那里是一片乐土，而且永远属于你。”“你居住的那块土地不属于你，渡过密西西比河去，那里才是乐园，只要青草在生长，溪水在奔流，你就可以永远住在那里。”[7]这种贪婪和丑恶被美国著名的印第安史学家海伦?杰克逊予以了生动的描述：只要我们的边疆还剩下哪怕是一平方英里掌握在弱小的、孤立无援的主人手里的土地，就会有一个强壮无耻的移民去企图夺去它，而且还有一个文质彬彬的政客为了获得选票和金钱在背后支持他。[8]P301830年，美国通过《印第安人迁徙法案》，规定原本生活在东部的印第安人要全部迁徙到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山地和沙漠中去。其结果是，印第安人数以亿英亩计的土地被白人“合法”占据，近5万印第安人被迫西迁。[9]其中有一个叫切罗基的部落，在被迫迁往俄克拉荷马州的5个月时间里，大约有4000人丧生，占到该部落人口总数的25%。[10]长期的驱赶、迫害乃至屠杀，使印第安人急剧减少，甚至濒临灭绝。根据1833年美国陆军部长的报告，在俄亥俄以北，密西西比以东，包括俄亥俄州、印第安纳州、伊利诺州和福克斯河、威斯康辛河以内的密执安地域在内的广大地区，印第安部落已经被基本肃清，残存不足5000人。[8]P47有统计称，到1860年，美国境内的印第安人只剩下34万，1890年只有27万，而1910年只有22万。[11]

在自己的国家内，以如此残酷的掠夺方式开发边疆，为了一个民族的利益而严重影响另一个民族的生存，在这一点上，中国决不能学习美国。中国梦是全体中国人的梦想，是生活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一切民族人民的梦想，需要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来实现。在中国，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是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对于中国来说，为了某一个民族的发展而剥夺其他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权利，是决不可能的。对比美国的西进运动，中国的西部大开发应当是而且已经被事实证明确实是由各民族在平等、团结、互助的基础上携手推进的，这是有利于各民族共同发展和繁荣的，是有利于实现全体中国人共同的梦想的。

中国梦同样不是日本梦，实现中国梦也决不能走日本式的道路

诚然，日本的崛起和大踏步前进，离不开日本人民的勤劳勇敢和坚忍不拔，这是值得称道的。但是，当人民的优秀品质和创造力量被统治阶级用来实现其狭隘的阶级利益时，整个国家就走上了不归之路。近代日本的崛起是以明治维新为起点的。这场维新运动在帮助日本完成富国强兵、文明开化的改革目标的同时，也为它在之后半个世纪里的疯狂行径打下了最初的物质基础。为了能够以最快的速度赶上并超过西方列强，实现称霸亚洲、乃至称霸世界的野心，日本的国家战略逐渐由之前的由改革促发展变为由战争促发展，并将主要战争对象锁定为中国。

早在日本刚刚开国之际，维新运动的先驱者吉田松阴就说过：“养国力，割易取之朝鲜、满洲、支那。”[12]P753由此确定了日本将来对外扩张的基本国策。1927年7月，日本首相田中义一的《积极侵略满蒙遗折及计划书》更加明确地提出：“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13]由此可知，日本对于侵略中国不仅蓄谋已久，而且野心极大。既然发展方向已然确定，日本遂加紧其武力侵略步伐：“同治十年派兵攻琉球，而占琉球为自有；同治十三年又派兵攻台湾，而使台湾脱离中国，割归日本。甲午中日一战，日本遂占据朝鲜，割去澎湖列岛。一九〇四年日俄战役，日本以东三省作战场，战后复屯大兵占领各要地而不去，从此满蒙断送。民国十四年之出兵东三省杀郭松龄，民国十六年之第一次出兵山东阻革命军北伐，民国十七年之第二次出兵山东演成济南大惨案。”[14]更有甚者，1931年出兵东北，半年内占其全境；1935年阴谋策划华北五省自治；至1937年全面挑起中日战争。连年的对外侵略为日本带来了大量的战争利益，其中仅甲午战争后日本从中国获得的赔款数额就高达2.3亿两白银，相当于其当年财政收入的4倍以上。[12]P759被劫掠来的资源和财富通常被用于扩充军备和准备下一场侵略战争，于是，“战争——准备战争——再战争”就成为日本国家发展的特殊模式。

与日本相比，中国的情况是不同的。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崇尚和平和友爱，不喜战争和杀戮；社会主义中国自来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主张与世界各国和平往来，互帮互助，永不称霸。这就注定了，中国的崛起只会是和平的崛起，而崛起以后的中国也只会沿着和平的道路继续发展。因此，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不会是日本式的战争之路，而会是符合中国国家和中国人民美好愿望的和平之路。

总之，中国梦是中国富强之梦，是中华民族复兴之梦。在实现梦想的过程中，中国当然可以而且应该充分借鉴各先进国家的成功经验，但是决不能完全按照它们的方式谋求发展。这是因为每个国家都有自己需要应对的特殊的国情，中国也不例外。正是中国特殊的国情，决定了实现中国梦只能走中国特色道路，这是一条立足自身的道路，这是一条各民族团结互助、共同繁荣的道路，这是一条和平崛起的道路。

（作者：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参考文献

[1]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等编. 孙中山全集（第四卷）[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345.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毛泽东文集（第六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500.

[3] 刘英士. 欧洲的向外发展——帝国主义研究之一[M]. 上海: 新月书店, 1929: 50、50-51.

[4] 中央电视台《大国崛起》节目组编著.大国崛起：原创缩编版（A卷）[M]. 北京: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07: 11、10、50.

[5] [美]J.M.布劳特著、谭荣根译. 殖民者的世界模式——地理传播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史观[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239.

[6]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四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334.

[7] 美国印第安史重要文献汇编（Great Documents in American Indian History）[C]. 纽约、华盛顿、伦敦, 1973: 149-150.转引自张友伦. 评价美国西进运动的几个问题[J]. 历史研究. 1984（3）: 175.

[8] [美]Jackson, H. H. A Century of Dishonor. Scituate, Mass.: Digital Scanning, 2001: 30, 47.

[9] 杨会军编著. 美国[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138.

[10] 梁仁. 中国梦: 关于一个情结的沉思和拷问[M]. 郑州: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中原农民出版社, 2008: 70.

[11] 中央电视台《大国崛起》节目组编著.大国崛起：原创缩编版（C卷）[M]. 北京: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07: 1060.

[12] 中央电视台《大国崛起》节目组编著.大国崛起：原创缩编版（B卷）[M], 北京: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07: 753、759.

[13] 李蔚岩. 日本侵华痛史[M]. 上海: 上海律师公会, 1932: 239.

[14] 蒋坚忍.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M]. 武汉: 汉口奋斗报社, 1930: 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