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七月十三日，光绪皇帝颁布了一道名为《宣示预备立宪谕》的诏书。这道诏书里赫然指出，“我国政令积久相仍，日处阽险，忧患迫切，非广求智识，更订法制，上无以承祖宗缔造之心，下无以慰臣庶治平之望”，宣布要“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显然，这道诏书在改革的激进程度上要远远超过8年前光绪皇帝颁布的那道被称为戊戌变法纲领性文件的《明定国是诏》。在那份诏书里，光绪皇帝和维新派们不敢公然宣布要“更订法制”，对于君主立宪、政治改革更是只字未提。是不是经过8年时间，光绪皇帝的思想更为解放，所以才能下决心立宪了呢？答案是否定的。事实上，这份《宣示预备立宪谕》反映的根本不是光绪皇帝的思想，而是慈禧太后的思想，在诏书的一开始对这一点就说得很清楚了——“朕钦奉慈禧皇太后懿旨”。
　　那么，像慈禧太后这样一个以眷恋权位著称的人，为什么会想要立宪呢？这不是要主动放弃权力，自己革自己的命吗？是不是清王朝已经无路可走、马上就要灭亡了呢？答案也是否定的。此时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结束已经5年，国内并没有大的战乱。虽然革命党人发动了一系列的起义，但其规模和影响都很有限，远远不能与半个世纪前的太平天国起义相提并论。因此，真要说清朝什么时候就会灭亡，谁也不敢断言。
　　既然还没有到非交权不可的地步，那么又是什么因素让当权者会主动考虑放弃权力呢？
　　就在宣布预备立宪的前一年，1905年，清朝派出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湖南巡抚端方、山东布政使尚其亨、顺天府丞李盛铎等五大臣出洋考察美、德、俄、日、英、法等国宪政。经过半年多考察，五大臣回国向慈禧太后进行汇报，提出了立宪的建议，为慈禧所接受，因而直接导致了《宣示预备立宪谕》的颁布，而在诏书中也提到了这一背景，“是以前派大臣分赴各国考察政治。现载泽等回国陈奏……各国之所以富强者，实由于实行宪法”。
　　在五大臣之首的载泽向慈禧太后提交的报告《奏请宣布立宪密折》中，载泽站在当权者的立场上，提出了立宪的三个好处，而从慈禧太后后来的行动来看，这三点显然是说到了她的心坎上，以至于在诏书中都专门提到了载泽的名字。
　　载泽提的第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皇位永固”。载泽指出：“立宪之国，君主神圣不可侵犯，故于行政不负责任，由大臣代负之；即偶有行政失宜，或议会与之反对，或经议院弹劾，不过政府各大臣辞职，别立一新政府而已。故相位旦夕可迁，君位万世不改，大利一。”也就是说，对慈禧这个当权者而言，立宪让她放弃的只是行政权，而她家的君位却可以“万世不改”，这正是她和平让出行政权所可以换来的对价。假如清王朝硬挺到最后，一定要在刀枪上见分晓，这样的对价可就拿不到了。
　　载泽的第二个理由是“外患渐轻”。他说：“今日外人之侮我，虽由我国势之弱，亦由我政体之殊，故谓为专制，谓为半开化，而不以同等之国相待。一旦改行宪政，则鄙我者转而敬我，将变其侵略之政策，为平和之邦交，大利二。”这一点是从融入国际社会的角度出发的，世界列强多是立宪的民主国家。清朝如果也能立宪，就不会再被当作国际社会中的另类和威胁因素，也不会再拿什么专制、人权出来说事了。
　　载泽认为立宪的第三个好处是“内乱可弭”。他指出：“海滨洋界，会党纵横，甚者倡为革命之说。顾其所以煽惑人心者，则曰政体专务压制，官皆民贼，吏尽贪人，民为鱼肉，无以聊生，故从之者众。今改行宪政，则世界所称公平之正理，文明之极轨，彼虽欲造言而无词可籍，欲倡乱而人不肯从，无事缉捕搜拿，自然冰消瓦解，大利三。”这一点是针对革命党来说的——你们不是要宪政吗？我现在给你宪政，你还有什么理由来造反啊？就算你还要造反，也师出无名，不会有多少人追随你了。而且不仅仅是革命党，以后所有那些仇官的、反政府的，都没有理由来造太后和皇上的反了。因为太后和皇上已经“于行政不负责任”了，你们一肚子火尽管朝“政府各大臣”去发吧。以后再不会有内战、造反，一切矛盾通过选战和政府更迭来释放，多好啊。应该说，载泽的这一观点非常犀利，确实打中了革命党人的要害。五大臣出洋时，革命党人吴樾在北京正阳门车站对五大臣发起了自杀式炸弹袭击。一个以实现宪政为己任的革命党人去拼死阻挠清政府立宪的行动，这是多么耐人寻味啊。
　　既然立宪有这么多好处，为什么清政府中还有那么多人反对立宪呢？载泽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见地的观点，他认为，“宪法之行，利于国，利于民，而最不利于官。若非公忠谋国之臣，化私心，破成见，则必有多为之说以荧惑圣听者。盖宪法既立，在外各督抚，在内诸大臣，其权必不如往日之重，其利必不如往日之优，于是设为疑似之词，故作异同之论，以阻挠于无形。彼其心非有所爱于朝廷也。保己一之私权而已，护一己之私利而已”。这段话确实说到了点子上。所谓立宪，实际上是君（即载泽所指的国）和民之间做了一个交易，君用和平出让行政权交换民对其长期处于君位的认可。在这一交易下，利益得到保证的只是原有统治阶层中的一部分，即君和其周围的一部分人。而许多其他官员，特别是那些私欲较重、能力较差的官员，在立宪体制下将因为缺乏竞争力而失去权位，或是因为民主机制下权力受限而损失一部分利益，他们其实才是最反对立宪的，因而也会想方设法用各种理由去影响领导，阻挠立宪。慈禧太后对此是有切身体会的。因为就在8年前的戊戌变法中，她刚刚被这些人忽悠过一回。
　　由于慈禧太后去世、辛亥革命爆发、袁世凯倒向民国、清政府失去统治的合法性等种种因素，清王朝的立宪梦最终没能实现。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朝统治者，从顽固守旧到主张立宪的这段心路历程却非常值得人们反思。毫无疑问，慈禧太后不是什么改革家，更不是民主斗士，她只是一个“但知权力”的统治者，她所考虑的只是自己和自己所属的统治集团的私利。然而，就是从这一私利的角度出发，她最终想明白了放弃权力从长远来看对统治集团其实是一件好事，从而决定推动立宪。而同样发人深省的是反对立宪集团的构成：他们一部分是政权的死敌——革命党；另一部分则是寄生于政权之上，而又不属于政权核心，不为政权的真实长远利益考虑的官僚们。前者对政权的敌意在明处，而后者对政权的伤害则在暗处。慈禧后来醒悟过来，但为时已晚，最终没能挽回清王朝灭亡的命运。那么，如果最高当权者能早醒悟十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