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8月11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在北京主办“增长·转型·改革”为主题的改革形势分析会。来自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农业部、国家统计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科院、中央党校、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等机构的领导、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成功转型需要政府积极引导更要发挥市场作用

过于依赖投资的增长方式难以为继，要以消费需求释放支撑未来10年的中速增长。国家统计局总工程师郑京平指出，粗放型的增长模式过度依赖投资，过度依赖外需，重速度，不重质量效益，吃资源环境和子孙饭，已经难以为继。一是因为资源约束；二是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已经成为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硬约束；三是有悖于发展中国家国情，发展中国家国情不应该长期顺差，积累大量的外汇；四是庞大的过剩产能难以消化，一旦外需下降，在幅度较大的时候，国内经济势必随之大幅度下降。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认为，与其他国家不同，由于城镇化仍有巨大空间，未来10年中国仍处于上升通道，关键在于拥有巨大的消费潜力。有效需求规模的大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增长的潜力与前景。消费需求释放能够支撑未来10年7%-8%的经济增长，关键在于推进消费主导的转型。

保增长最关键的是通过新型城镇化找到一个新的经济增长区，而不是一个增长点。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汪玉凯教授认为，新型城镇化是中国未来保稳定增长的经济增长区。新型城镇化是信息化引领下的城镇化。比如现在麦肯锡提出信息消费，中国去年的电子商务增长速度非常快，信息化和工业化共同发展，有数字城市、信息城市，光建设部搞了90多个信息城市，如果把这个能够抓好的话，城镇化新经济增长区不仅仅能够解决我们稳增长的问题，还能解决其他很多问题。再比如，农民市民化，县区经济城镇化过程中有可能面积变大。

三次产业都要加快结构转型。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司长孔泾源认为，发展阶段看增长，三次产业看改革，轻重缓急要分清。三次产业看转型，比如农业，可以通过市场手段，如征地制度改革，产权改革等。现在市场如果不转型，就难以为继，要发展新兴产业，老产业必须转型，没有这个转型不行。高端的服务业是另外一种消费，更需要体制创新。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宋洪远认为，在当前的增长形势下，农业需要转型。第一，资源问题的约束，比如土地占有量，我们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8%，未来肯定是人增地减。第二，生产经营问题，比如要素成本包括生产成本和劳动力成本都在上升，如2007-2012年，农民工的工资翻了一倍多。搞规模经营关键是土地转让费，现在平均起来七八百块钱一亩，高的两千块钱一亩，这要有相当大的消化能力才能经营。第三，农产品质量安全，这里有客观因素的，比如水污染、土壤污染等，有流通环节的因素，比如加工、储运这些环节里面也能带来安全的问题，如何实现绿色增长是个大问题。

曹远征认为：第一，从全球情况来看，转型对中国来说非常重要，对世界各国都很重要，大家对中国经济抱有希望；第二，从转型上来看，全球向服务业转型，主要是生产性服务业，而我国服务业基本上还是生活性服务，如果不转型就会被边缘化；第三，从全球来看，贸易保护主义的趋势明显，但是要以积极的态度来开放。

宋立认为，我国的投资率之所以高，一是我国内生的工业化加快；二是全球化造成的。所以转型是供给型的调结构。我们可以构造新的优势，一是把资源放在资本密集型行业；二是对过剩的产能可以转移到其他国家去，对内生的工业化、城镇化，该投的还得继续投，现在是最好的时机，要充分募集社会资金。

经济成功转型要靠政府和市场联手。“调结构、转方式”靠什么？是不是靠政府主导或政府的力量就能够实现目标？彭森认为不应否定政府在转型过程中应该发挥主导作用，但是过度迷信政府的力量则很危险。回顾历史经验和教训，很多时候靠的是产业政策，对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企业进行扶持；一旦出现经济过热或者产能过剩的时候，又靠简单的上收审批权力，却一直忽视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比如，2009年四部委下发文件，抑制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实际上产能过剩愈演愈烈，钢铁和水泥的产能都是以亿吨级的规模在增加；2010年还出台过一个淘汰落后产能的规定，但也没有真正发挥作用；近年还搞了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结果出现了光伏和风电等产业的产能过剩问题。在“调结构、转方式”当中，既要政府发挥积极引导作用，同时更要通过改革创新发挥市场的作用。

王一鸣指出，潜在增长率不是固定不变的，其变化取决于改革。改革开放后潜在增长率三次大的上升都是跟改革关联的，都是因为改革带动了潜在生产率的提升，所以增长和改革是分不开的。从增长的角度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培育改革新的动力。转型也取决于改革，政府在以前的转型过程中作用过大，功能过强，扭曲了一些因素，现在需要简政放权。

(苗树彬　张飞 作者单位：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