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门坐车要“四环”（奥迪）、酒店住宿要五星……记者日前在北京、河北、山西、江苏等地调研发现，部分领导干部职务消费呈现出铺张浪费、挥金如土的恶性态势，一个地市级副职每年职务消费４０万元以上、经济好的要１００万元以上，尤其是个别单位领导干部公私不分、集体性职务消费等腐败行为，造成公共财政奢侈浪费惊人，亟待重拳遏制。

职务消费名目繁多，层次越来越高

“一把手吃喝不愁，其他人不仅发愁吃喝，有时连办公经费都难以保障。”某贫困县农业局工作人员反映，目前公款消费已经成为一些领导的特权，由于缺乏监督，浪费腐败严重。

通讯费、差旅费、公车及车修车燃费、招待费、参观考察费……一些干部和群众反映，领导干部职务消费名目繁多，数额越来越大，层次越来越高，超标换车，违规买房，一餐吃个几万元都不在话下。更有甚者，一人当官，全家享受，全族沾光，搭车消费、集体消费等现象屡见不鲜。

“公费医疗造成的浪费不亚于餐桌上的浪费。”山西一家三甲医院的副院长说，享受公费医疗的一些领导干部本人往往要求用最好的药，医院从讨好、巴结或者关心领导的角度出发，也会给其推荐最好的药、最好的检查、最好的服务等。比如，有的领导仅得了个普通感冒，就要求吃好几种药，并且要求住院输液。无形中造成了更多医疗资源以及财政资金的浪费，对领导本身也不好。前几年，有一位退休省级干部一次住院花费高达３００万元。

记者在中东部多省采访时，没有一位干部能够说出领导干部职务消费的确切数字，即使是分管财政的干部也往往难以准确计算，更多的则是讳莫如深，或闭口不谈。

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说，一个地市级副职每年职务消费４０万元以上，经济好的要１００万元以上。但许多基层干部反映，这只是职务消费的基本数额，这一级的副职有的配备三辆车（一辆轿车、一辆越野、一辆商务车），加上公车私用、维修人工开支等浪费惊人。

过度的职务消费成腐败温床

职务消费是干部因所任职位和履行职务而引起的开支总称，主要包括公务用车、公务接待、出差、会务、办公等费用支出，本来无可厚非。专家指出，职务消费之所以成为腐败的温床，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制度不健全，长官意志随意性巨大。一位县委书记认为，一把手不能直接分管财务，但制度建设却形同虚设，怎么花钱，一把手说了算，其他领导根本不让插手。主要领导的绝对权力，导致了职务消费的随意性，从而引发效仿效应。记者在某贫困乡采访发现，书记乡长的座驾均是将近２０万元的新款帕萨特，问其资金来源，书记嗫嚅道：“东挪西凑，想办法呗。”其实除了吃拿卡要，还要挤占其它开支。

二是个别干部腐败需要，盲目攀比之风影响。一位接待办主任说，一些干部往往打着职务消费的旗号，请客送礼拉票贿选，特别是往上级领导手里送，他升官才有希望，是结“政治联盟”腐败所需。还有一些领导干部盲目攀比，吃喝玩乐，生活挥霍无度，有的甚至还违规挤占挪用扶贫、支农、救灾等款项，或向有关单位或企业转嫁费用，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屡禁不绝。

三是不装腰包的腐败导致处罚“法不责众”。河北行政学院原常务副校长刘日说，职务消费范围不清、标准不明，只吃不带上级不怪，只花不拿纪律不查，这就造成诸多领导干部职务消费随意性大，有关部门查处起来难，且有法不责众之嫌。

四是“小金库”屡禁不止为职务消费添薪加柴。目前一些地方和单位大量预算外和制度外资金还依然存在，“小金库”或变质小金库使得许多领导干部有钱花、敢花钱。

专家认为，过度的职务消费，在单位，挤占的是其他干部职工的钱；在全社会，挤占的是人民的财政资源，意味着改善民生财政的弱化。这种“挤出效应”，消耗了巨大的国家财富，助长了不正之风和消极腐败，必将惹得民怨沸腾，最后损害的是党委政府的公信力，危害不可谓不大。

用刚性制度遏制职务消费乱象

专家认为，职务消费中的种种怪象，成因错综复杂，主要是制度不规范、运作不透明、监督不得力。必须加强制度建设建立刚性约束机制，用铁的手腕坚决查处职务消费的腐败行为，是当前极为紧迫的任务。

近年来，河北某市探索职务消费包干制。当地一位副市长说，他一年６０万元额度，基本花不完，还有余钱支援分管的穷单位。“现在大家比着少花，多花了觉得面子上不好看，秘书们月月都算账。”

河北大名县委书记边飞认为，有额度总比没有额度强，大包干起码能减少支出５０％。可采取人手一卡，卡上定额，个人包干使用，超支自负，节余滚存到来年或按比例奖励给个人。

此外，遏制领导干部职务消费铺张浪费之风，可实行单位发票双重实名制度。贾康教授建议，凡职务消费的发票，不仅要开单位名称，还要在发票上注明开票人姓名。这样既可以明确消费行为经办人、责任人，又可以促进实报实销。也可把职务消费纳入党风廉政建设范畴，领导干部必须定期在民主生活会上公布消费情况。这样，就有可能减少“白条收据假发票，吃喝嫖赌全报销”现象。

还有一些专家建议，将职务消费的行政成本列入干部业绩考核。长期以来，政府官员唯ＧＤＰ是论，只讲产出不讲成本。完全可以建立完善行政评价体系，将行政成本纳入政府考核指标中，将过去的“业绩等于ＧＤＰ”，调整为“业绩等于ＧＤＰ减去发展成本”。

（新华社记者杨守勇、凌军辉、王圣志、苏晓洲、晏国政、李鹏翔、周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