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鞍钢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

中国特色的“集体领导制”，其前身是在十分残酷的战争年代创建并逐渐演变形成的中国共产党集体领导机制，随后又在治理世界上人口最多国家的实践中成为执政党和现代国家治理的决策机制和协调机制；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特色的“集体领导制”在经历了长达六十余年，从高效协调到失效失败，再到重建恢复、加强完善的长期“试错”过程之后，成为最适宜中国国情、最适应国际竞争的政治领导体制与政治决策机制。

这一制度和机制的变迁在很大程度上是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组织变迁相伴随的。在1949年以前，即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阶段，党的集体领导机制从雏形不断走向基本成型。这一时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主要任务是对散布在全国各地的党组织实施统一的政治领导以及军事领导。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中国共产党受到最严重的致命性的破坏，中国共产党重新建立了中央领导机构。4月27日至5月9日，在武昌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６月１日，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党章对新成立的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常委、总书记的职责作出规定：“中央委员会，选举正式中央委员一人为总书记及中央正式委员若干人组成中央政治局指导全国一切政治工作。”“中央政治局互推若干人组织中央常务委员会处理党的日常事务。”政治局是决策机关，常委处理日常工作。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中共中央进行改组，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五人组成中央临时常务委员会。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通过的党章规定：“中央委员会由其本身委员选出政治局，以指导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前后期间内党的政治工作，并选举常务委员会以进行日常工作。”大会闭幕后，在六届一中全会上选举苏兆征、项英、周恩来、向忠发、瞿秋白、蔡和森和张国焘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苏兆征、向忠发、项英、周恩来和蔡和森五人为政治局常委。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首届正式的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改称中共中央书记处，在中央委员会闭会期间行使中央委员会职权。

1935年1月在遵义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后中央常委分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自此，毛泽东正式进入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集体。

1943年3月16日至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延安召开，会议进一步明确了中央政治局与中央书记处的职责，决定在两次中央全会之间，中央政治局担负领导全党的工作责任，有权决定一切重大问题，政治局推选毛泽东为主席；中央书记处是根据政治局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的办事机关，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人组成，毛泽东为主席。

1945年4月至6月召开的中共七大通过的党章规定：“中央政治局，在中央委员会前后两届全体会议期间，是党的中央指导机关，指导党的一切工作。”“中央书记处在中央政治局决议之下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中央委员会主席即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与中央书记处主席。”6月19日中共七届一中全会选举中央书记处书记有五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主席。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思想年编（1921—1975）》，437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同年８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增补陈云、彭真为书记处候补书记。这是一个具有很高威信的、能够团结全党的坚强的领导集体。

1948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指出：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重要制度。必须建立健全的党委会议制度，一切重要问题均须交委员会讨论，由到会委员充分发表意见，做出明确决定，然后分别执行。委员会又须分别为常委会和全体会两种，不可混在一起。此外，还须注意，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二者不可偏废。1956年9月邓小平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内，从长时期以来，由党的集体而不由个人决定重大的问题，已经形成一个（政治）传统。中央在1948年9月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对于加强党的集体领导，尤其起了重大的作用。

在这一阶段，经过民族战争的考验、国内战争的洗礼和党内斗争的不断淘汰，从1943年之后，党的中央领导集体基本稳定，形成了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的机制，至1948年成为正式的制度，在推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过程中不断巩固完善，为建国初期党的集体领导机制的顺利运行奠定了良好的制度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