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社会发展的源泉是创新。其实，不仅经济社会发展，学术发展也源于创新。当前，创新正在成为时代最强烈的呼唤，人类社会正迎来一个前所未有的创新密集期。而要把创新的潜能充分释放出来，就必须从文化、传统等方面加以反思与变革。

生活在不同环境中的不同民族在各不相同的长期社会实践中，经历了不同的认识与经验的积累和筛选过程，形成了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文化知识一部分以正式规则的形式出现，更多的则表现为非正式规则——习惯。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表明，正式规则的演变总是从非正式约束的“边际”的演变开始——即从习惯的逐渐改变开始的。一个人、一个群体、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是无法摆脱他或他们所属的那个民族的文化遗产的，因而制度的建构和变迁对文化有着很强的路径依赖——即一个民族在发展过程中所走过的道路必然对这个民族未来的发展产生影响。各民族在历史发展中为什么会形成不同的行为规则？对一种文明来说顺理成章的制度安排，为什么在另一种文明中却没有自然产生或难以直接移植？可以说，这些问题中都有着文化和传统差异的烙印。

严复曾对中国封建专制文化和政治制度进行过深刻剖析，他指出，西方文化是“互相砥砺，以胜为荣”的文化，而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则是“以止足为教”，“相交相养”，“防争泯乱”，这种文化精神反映在政治制度上就是“禁非有余，而进治不足”。自秦以来的封建专制统治者，为了统治上的便利与安全，不惜压制民众的微观活力与主动性、创造性，使中华民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到了近代，中国“防争泯乱”的文化在西方“竞胜性”文化的严峻挑战面前，甚至完全丧失了主动自卫的能力。

在学术发展方面，自汉代今文经学兴起，以章句注疏的形式解释儒家经典就成为中国古代学者阐述自己学术思想的主要形式。经有传，经传有注疏，注疏又有注疏，“圣经一言而训释百言、千言”，皓首一经，“愈博而愈不知其要”。这种繁琐的章句训诂之学传袭一千多年，严重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和创造力，阻碍了中国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进步。对于这种异常沉闷的学术环境和治学方法的形成，封建专制制度和文化难辞其咎。

学术与经济社会是密切关联的，封建制度和文化更导致了中国经济科技发展的停滞。李光耀曾以中医的发展为例探讨中国科学技术落后于西方的原因。中医本来拥有几千年的经验，但由于惯于利用祖传与秘传的办法来处置新的发明，父传子，子传孙，以致不能转化为社会的共同财富。而西方则创立了专利制度，如果有人发明一种新药，那么，根据专利制度，他在起初的20年里拥有专利权，但是过了保护期以后，这种药品（发明）就完全属于大众了。这既有利于鼓励发明创造，又有利于社会的知识进步和福利增进。

事实上，中国文化并非从一开始就是压抑创新的，先秦的中国学术发展充满活力和创造力，并取得了堪称人类文化瑰宝的成就。先秦诸子直接观察、研究、诠释自然界（“天文”）和社会（“人文”），创立了直抒己见的“子学”。只是后来经学兴起，学者才把注意力转向了对数量有限的几部古代典籍的研究、诠释上，学术思想遭到禁锢。

可见，发展根源于创新，而要激发创新精神，使创造力充分释放出来，则必须回到中华文化原创，摒弃限制社会微观活力和民众创造力的文化和传统，吸收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化成果，进行文化和制度创新。

（人民日报200105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