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正式确立。60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我国政治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展现出旺盛的生命力。那么，究竟应该如何认识一个国家的政党制度？为什么我国必须始终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我国的政党制度具有哪些优势？围绕这些问题，近日记者采访了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主任周余云研究员。

周余云指出，现代政党政治发源于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现已成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政治运作方式。从西方发达国家的实际情况看，政党制度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不同类型的政党制度又都受制于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无论是以英美为代表的两党制，还是以法国为代表的多党制，都经历了长期孕育和发展的过程，都是从本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土壤中生长出来的，而非凭空创造出来的。英美之所以形成两党制，是因为它们在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上，逐步形成了成熟稳定并与政权直接关联的两大政党。法国之所以形成多党制，是因为它在经济上是小农经济占优势，经济上的分散导致政治力量的分裂；在政治上存在各种政治思潮，自由主义、雅各宾主义、波拿巴主义、戴高乐主义和“社会主义”等此起彼伏。由此可见，英、美、法等国家的政党制度都体现了各自的国情特点。这也决定了其他国家如果简单移植、照抄照搬这些国家的政党制度，不仅很难成功，而且在多数情况下会妨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些获得独立的发展中国家先后效仿其西方宗主国，实行了两党制或多党制；上世纪90年代以来，原苏东国家在放弃共产党领导后，也大多采用了多党制。但从实际效果看，真正获得成功的很少。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西方国家的两党制或多党制普遍经历了一二百年的时间才发育完成，发展中国家试图通过“进口”实现短期速成，必然会因为存在先天缺陷而导致水土不服。对此，西方不少学者都有过深刻论述。比如，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就认为，美国的联邦制和民主制度，“好像能工巧匠创造的一件只能使发明人成名发财，而落到他人之手就变成一无用处的美丽艺术品”。

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看待西方的两党制和多党制呢？周余云认为，在这一问题上，我们不是笼统地、一般地去反对两党制和多党制，而是要反对那种不问青红皂白、不顾时空条件，把国外政党制度简单搬用到当代中国的主张。当今时代，民主已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追求，也是我国政治体制建设和改革的方向。但是，民主不是一定要表现为西方的两党制或多党制。正如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指出的，一些发展中国家通过搬用多党制来体现政治民主，但这些政党并不是民主政治的象征，而是成为政客们个人政治野心的战车。如果某一政客在原来的政党中无计可施，就会组建新党，然后再去招兵买马。正是这种低水平的政党制度，导致政治紊乱和暴力。因此，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政党制度，必须以自身国情为依据。各国政党制度的理论、实践规则各不相同，也不可能相同。无论哪一个国家，试图全盘照搬他国政党制度，都不会取得良好效果；同理，无论哪一个国家，试图让他国移植自己的政党制度，也都是行不通的。而且，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首要任务是发展经济，而发展经济离不开稳定的政治环境。如果盲目照搬西方的政党制度，导致政党之间永无休止的攻讦、争斗，只会阻滞甚至中断经济发展。

周余云指出，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不是没有模仿、搬用过西方的政党制度。辛亥革命后，中国曾涌现300多个政党。政党林立，导致“党见纷歧，心意各别，欲图和衷共济，更所难得”。1912年12月到1913年3月的国会选举更是丑闻不断，如拉人冒名投票、以金钱或吃喝贿选、胁迫别人投票、虚报选民数字等等。当时，国民党虽在选举中成为国会的第一大党，其代理理事长宋教仁自以为可以组阁，但袁世凯的暗杀刺破了多党民主政治的肥皂泡。随后，大多数政党就烟消云散了。可见，脱离中国国情盲目照搬西方的政党制度，是根本行不通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立在中国国情的基础上，既融合了诸多政党制度的优长，又体现了自身的特点：它不是一党制，而是多党合作制，是建立在共同政治和经济基础上的、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多党合作制；它也不是两党制，而是一党执政、多党参政制。实践已经证明，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在推动中国政治和经济发展、维护社会安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所以，我国的政党制度不仅并不落后于人，而且在国际比较中日益显现出巨大的优越性，我们决不能妄自菲薄。只要我们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就必定能够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文明发展道路，进一步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并为人类社会政治文明的发展作出独特贡献。

2009-09-29，理论版（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