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近30年来，我国学术界对西方哲学的研究深入开展，取得了很大成绩。这既是社会发展进步的结果，也是中国与世界文化交往不断加强的表现。为进一步了解近30年来我国西方哲学的研究状况以及未来西方哲学研究的发展趋势，记者近日走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西方哲学史研究室主任周晓亮研究员。

记者:我国对西方哲学的研究起步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历经了100多年的发展。这100多年来，我国学者对西方哲学的研究态度有过什么样的变化？

周晓亮: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我国就出现了一批热衷于介绍和研究西方哲学思想的学者，其中以严复、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等人最为著名。他们通过翻译和著述，将德国古典哲学、实证主义、新康德主义、尼采哲学等陆续介绍到中国，为中国人开阔视野、了解世界、解放思想作出了贡献。

如何研究西方哲学，确实有一个态度和方法问题。大致而言，在西方哲学传入我国的初期，人们对它往往是热情高于理智，没有全面深刻地去理解。冯友兰先生曾说，当时是“接受者虽繁，理解者盖寡”。后来，有的学者因感到中西哲学间差距大而放弃了研究，有的学者却主张全面接受西方哲学。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相关部门加强了对西方哲学研究工作的领导，号召和组织西方哲学研究工作者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普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知识；制订具体的研究规划并组织实施，使西方哲学研究趋于系统化。 

改革开放极大地促进了西方哲学的研究工作。如何全面、客观地看待西方哲学，如何正确评价现代西方哲学思潮的意义和作用，在理论研究中如何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如何汲取西方哲学中的有益成果来丰富和发展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这些都成为学者们认真思考的问题。现在从事西方哲学研究的学者，已经不同程度地克服了盲目崇拜或简单排斥的极端态度，能够比较全面、客观地看待西方哲学。

记者:改革开放之后，我国西方哲学研究获得了很大发展。请您简要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周晓亮:改革开放给西方哲学研究带来了新的机遇，我国西方哲学研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这些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是西方哲学著作的翻译工作蓬勃展开。经过近30年的努力，西方哲学的许多重要思潮、流派和代表人物的著作已经被介绍进来，一些主要哲学家的代表作都有了中译本，有的还出了全集或选集。国外西方哲学史的成果也有较多翻译，继较早译出的梯利的《西方哲学史》、罗素的《西方哲学史》、文德尔班的《哲学史教程》等著作之后，《劳特里奇哲学史》、《牛津西方哲学史》、《剑桥哲学史》等也已出版或正在翻译出版中。

二是研究范围不断扩展，研究工作日益深入。西方哲学的研究领域显著扩大，不但西方古典哲学、现代分析哲学、科学哲学等主要哲学思潮受到重视，而且过去研究较少的历史哲学、宗教哲学、文化哲学、心理哲学等也都有不同程度的研究和介绍，有些还成为研究的热点。

三是与西方哲学界的交流不断扩大。我国学者赴西方国家学习、进修、访问或参加国际会议，获得了西方哲学界的第一手信息。西方哲学家也接踵访华，带来了他们最新的研究成果。198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正式加入国际哲学团体联合会，并参加了此后的历届世界哲学大会，在世界哲学舞台上展示了中国哲学家的形象。

记者:西方哲学是一个涵盖广泛的学科。在这个领域中，我国学者当前所关注的热点问题主要有哪些？

周晓亮:总的来看，我们对西方哲学各领域的研究进展是不平衡的。大致而言，古典哲学中，古希腊罗马哲学、德国古典哲学、16世纪—18世纪经验论、唯理论哲学受到较多关注；当代哲学中，则呈现出分析哲学、现象学(含存在主义)、后现代主义哲学三个主要思潮并驾齐驱的局面。其他哲学，如尼采哲学、萨特哲学、弗洛伊德哲学、过程哲学、生命哲学、解释学、实用主义哲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等，或独立地、或与某个思潮相联系、或从属于别的学科领域，也此起彼落，不时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古希腊罗马哲学是西方哲学的源泉和基础，也是我们的研究取得最扎实进展的领域。汪子嵩等人撰写的多卷本《希腊哲学史》、姚介厚撰写的《古代希腊与罗马哲学》，深化了我国的古希腊罗马哲学研究。近年来对古希腊罗马哲学的研究有以下三个明显趋向:一是将古希腊罗马哲学作为西方哲学的主要源头来研究；二是进行打通发展脉络的整体研究；三是针对薄弱环节进行专题研究。

德国古典哲学一直是我们研究的重点领域。德国古典哲学在西方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既是古典哲学形态的一个总结，也是众多现代思潮的一个源头。康德哲学尤其受到重视，他的道德哲学和“自由”概念，得到了较多的关注。黑格尔哲学也是一个热点，他的逻辑学及辩证法思想始终是人们关注的中心。但与此同时，同样为德国哲学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的费希特和谢林的哲学却受到一定程度的冷落，这不能不说是研究中的一个偏差。

对西方分析哲学的众多流派和代表人物，我国都有比较系统的介绍和研究。围绕罗素和摩尔提倡的分析方法、弗雷格的逻辑和语言分析、以维也纳学派为代表的逻辑实证主义、牛津日常语言哲学、蒯因的分析的实用主义、维特根斯坦的前后期思想等，都有大量的研究著述发表。

对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的研究起步较晚，但发展很快。胡塞尔的几部主要著作已经被译成中文，对胡塞尔现象学的研究已有一定基础，取得了可喜成绩。但总体上看，我们所研究的只是现象学中的极少部分，还缺乏深入细致的梳理和研究。对海德格尔哲学的研究也呈现出日益深入的景象。当然，由于海德格尔思想和经历的复杂性，要准确地了解他的思想，仍有很多工作要做。

我国对后现代主义哲学的研究兴起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很快就形成规模之势。对后现代主义哲学的时代背景、社会基础、思想倾向、理论表现、方法论特征以及各主要哲学家的理论观点等，都做了比较广泛的研究和探讨。 

注重对现代英美哲学与欧洲大陆哲学的比较研究。以往，学者们比较强调以分析哲学为主调的英美哲学与以现象学、存在主义为主调的欧洲大陆哲学的隔阂和对立。近年来，我们看到，两大哲学思潮出现了趋近、求同的迹象。国内学者在这方面进行了一些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记者:为了进一步推动西方哲学的研究工作，今后应在哪些方面作出努力？

周晓亮:根据我国西方哲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对于它的未来发展，我们可以有如下设想:

重视翻译工作，做好资料积累。由我国西方哲学研究的特点所决定，对国外哲学文献尤其是经典文献的翻译具有基础性的重要意义。翻译和研究应当相互促进、相辅相成。今后，应加大对翻译工作的投入力度，在研究工作中提倡以西方哲学家著作的“第一手材料”为依据，形成扎扎实实研究“原著”的良好学风。

进一步扩大研究范围，突出重点，逐步形成比较全面系统的西方哲学研究体系。现在我们的研究范围还相对比较狭窄，对西方哲学的许多领域，如中世纪及文艺复兴时期哲学、英国早期唯名论哲学和自然科学思想等还少有问津。在西方哲学各分支学科中，我们的研究也很不平衡，有些还基本没有涉及；一些在西方已经很有影响的领域，我们的重视程度也不够。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填补空白、理顺线索、突出重点、形成体系，仍然是我国西方哲学研究的重要任务。

开展中西比较研究，发扬中国哲学传统。要重视和发扬中国哲学的优良传统，看到中国哲学的优势。虽然中西哲学有很大不同，但不能因过分强调这些不同而满足于简单的类比，而要通过中西哲学比较，研究出体现中西方共同智慧的哲学思想。中国哲学家应当在自强不息、兼容并蓄的基础上，拿出真正能反映时代精神和中国特色的研究成果。（2007年7月13日第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