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9月，《中华大典》工作委员会、编纂委员会正式成立，标志着建国以来最大的跨世纪的文化出版工程正式启动。首都许多媒体曾对此予以报道。有的以“皇皇巨著，千古盛事”来形容这项文化出版工程，有的称其为“超过《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的举世最大类书。”几年过去了，这项巨大的文化出版工程目前情况如何？记者就此采访了我国著名学者、《中华大典》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任继愈先生。

记者：任先生，《中华大典》是项著名的文化出版工程，已经进行了多年，许多读者对此一直非常关注，您能否对《中华大典》目前的进展情况做一介绍。

任继愈：好的。《中华大典》编纂工作从1989年试点开始，到1992年正式启动，已历经10年时间。通过全国各方面的专家学者艰辛努力，已经取得很大进展，可以说进入了开始出书的阶段。

首先，收集了大量的资料，并进行选择和编纂。查阅了我国两千多年来大量的古文献典籍。《中华大典》文字总量约7亿多，这是我国文化出版历史上未曾有过的。

其次，统一了体例和结构。《中华大典》原则上采用《古今图书集成》经目与纬目相交织的统一框架结构。同时参照现代科学的分类方法，每一大类的名称，均以现代科学方法命名，其内容也尽可能纳入现代科学分类体系之中，以便体现新型类书的特点。同时，对收书范围、字数，对各典（分典）之间有交叉内容的处理办法等做了具体规定。

第三，1998年9月，《文学典》的《宋辽金元文学分典》（第一册）付印样稿完成，今年1月，又审定了《医药卫生典》的《基础理论总部》及《儿科总部》的付印样稿。今年上半年，《宋辽金元文学分典》和《医学分典》的两个总部可以开始出书。标志着《中华大典》的编纂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第四，从工作量来看，已有十个典批准启动，占全部22个典的45％，文字量占总字数的49％。《中华大典》共分22个典，90多个分典。已开始启动的10个典是：《文学典》、《医药卫生典》、《法律典》、《语言文字典》、《历史典》、《教育体育典》、《历史地理典》、《农业水利典》、《交通运输典》、《林业典》。

记者：编纂这么一部大型类书，工程量确实巨大。清朝朴学的开山大师阎若璩曾说过：治学，一要不误，二要不漏。事实上很难做到这一点。近年来，社会上出版过不少文化典籍类的工具书，与它们相比，《中华大典》的突出特点有哪些？

任继愈：《中华大典》是一部空前的古籍文献分类资料汇编，是一部规模宏大、学术性很强的大型工具书。其目的是为学术界以及愿意了解中国历代珍贵文化典籍的人士服务。它继承了我国类书的优良传统，又有所不同。我国编纂类书历史悠久，可追溯到先秦时代，就现有资料来看，最初似乎是以文学创作的辅助手段而出现的。但从宋朝的《太平御览》起，到明朝的《永乐大典》、清朝的《古今图书集成》，却开辟了一个新的局面。它们企图网罗当时中国已经拥有的一些知识，通过系统的文献排列将其体现出来。这就近于今天的百科全书了。

《中华大典》是从百科全书式的类书发展出来的，但是却同前此诸书都有区别。它突出的特点是：

分类的科学性。它是根据现代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来分类的，但同时又照顾了各门科学的独特性，例如《文学典》即不按文体结构而按时间先后编辑。

严谨性。使用的材料，不仅要注明文献的版本和书籍的卷数，必要时还要参考异文。

强调“精”与“全”的有机统一。由于中国文献浩如烟海，即使是《中华大典》篇幅空前，但仍然不能对所有的材料毫无选择，一概收入。所以我们就要突出“精”与“全”的有机统一，依据“大家”取精，“小家”取全的原则来进行材料的筛选。“大家”材料多，例如关于韩愈、杜甫的资料极为丰富，有许多资料内容重复，不必全收。“小家”材料稀见，搜集不易，则应从宽。

记者：《中华大典》历史跨度大，上自先秦，下迄辛亥革命，涉及的内容广泛，包罗百科。因此，它是一项科学性、学术性很强的工作。您能否谈谈《中华大典》在编纂过程中都取得了哪些重要学术成果。

任继愈：我首先想说的是，《中华大典》本身就是一项重大的学术成果。《中华大典》是在前人整理研究古代各种典籍的经验和成果的基础上，努力对古代传统文化典籍进行的一次全面地、科学地、系统地整理汇集。众多学科的专家、学术带头人，按23个学科门类，进行一次最广泛的普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就是最基础的研究工作。对选取的资料进行标点，必须结合研究。不研究，研究得不深不透，就无法标点。同时，《中华大典》编纂完成后，将为我国和国际学术界提供极其丰富的资料，从而为更深入地研究中华传统文化创造十分有利的条件和奠定坚实的基础。例如，目前，我国林业史的研究水平只相当于国际上60年代的研究水平。《林业典》的编纂工作完成以后，将把我国林业史的研究大大向前推进一步。

《中华大典》的体例、结构、框架设计与古代类书相比是一个创新。但最重要的是，《中华大典》确立了自己独有的分类法，这是有意义的。我国目前对古代文献的分类法大约有三种：《四库全书》分类法、《古今图书集成》分类法和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中华大典》的分类法不同于这三种方法。《中华大典》是集古代文献集成的宏大巨著，将容纳二至三万种书，类分五六百万条的资料。如此丰富的内容，如果没有完整科学的分类法，就无法使用。《中华大典》的分类法就是把古代类书编排的优点和现代学科分类的长处结合起来的一种方法，强调纬目的科学性、条理性、实用性。《四库全书》分类法及《古今图书集成》分类法都失于粗糙，不能满足现代人进行研究的需要。中图分类法便于电脑检索使用，但对古籍文献的分类也较粗，难以满足古籍分类的需要。如古籍中的随笔、记录、笔记，《四库全书》分类法分到了史部杂钞类、子部杂家小说类，中图分类法则将之并入综合类、历史类或文学类的小说散文类中，资料分散、查找困难。《中华大典》分类准确、清楚，检索非常方便。

记者：从历史上看，我国大型类书的出现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下编纂成的，每隔三四百年才能出现一次。首先要积累相当的文化典籍和丰富的资料；第二，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第三，要有一大批能够胜任整理文化典籍、编纂类书的专家和学者。正可谓盛世修典。

任继愈：《中华大典》的编纂正是适逢盛世。国家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国家在经济力量有限的情况下无息借支1800万元。江泽民、李鹏专门题词，给予指导和鼓励。参加编纂的专家学者特别是有成就、有卓识的老专家更是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发扬奉献精神。大批年轻人才得以培养。教育、出版、图书馆等部门给予大力支持，依靠群策群力，使得《中华大典》的编纂工作能够较顺利进行。

但是，困难确实也不少，关键是经费问题。据1995年测算，《中华大典》全部完成，大约需要投入1.1亿多元。资金投入严重不足，既影响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和稳定性，也影响到《中华大典》编纂工作的进度。目前还有12个典尚未着手立项。

资料的普查工作也遇到困难。1993年，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部等9家单位联合下发了《关于〈中华大典〉使用全国各藏书单位图书资料的通知》，要求全国各图书馆及藏书单位积极支持《中华大典》的编纂工作，并就提供藏书等具体问题作了详尽规定。但是有的图书馆不按文件规定的标准收费，近年来有的单位拥有的珍贵版本使用费索价过高，也有的不允许借阅等等。这些都影响了资料收集工作的顺利进行。

（1999年2月13日第五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