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的最深刻的变化，就是走向法治。这给中国大众传播的观点表达——新闻评论所带来的，不仅是一种蔚为大观的写作类型——法治评论，更是一种几乎可以体现在涉及社会公共生活任何话题的评论作品中的思维品格。按本书作者王松苗的话来说，就是“决定性的不是说什么事，而是怎样说”。

作者在本书中描述“法治评论”的特征时写的这一句话所表现出来的认识，突破了评论写作的主题、范围、作者身份和在作品中体现的知识结构等表层类别标准，直接在写作的思维、观念、基本的精神姿态和认识视角的层面上触及了法治评论的本质特征——“当越来越多的评论作者开始养成据法求理的思维惯性，开始具备依法说事的基本素质的时候，他们对问题思考的深入程度和细致密度，对于推动立法、司法、执法和守法工作将具有重大的影响力。这就使得法治评论在目前媒体市场竞争中风起云涌，并受到越来越多人的欢迎。”

在网络微博时代所提供的中国社会巨大的观点表达总量之外，上述意义上的法治评论是更深刻地影响着当代中国新闻评论的一个因素。它在“质”的意义上代表着中国社会公共领域思维和表达的时代特征。它需要一个开阔视野、更为细心的观察和较高的认识层次才能够完整地把握和呈现。除了学术条件之外，也许尤其需要的，是与中国法治评论的发展相伴随的实践体验。

作者以多年的法治评论写作和编辑成就获得中国新闻评论工作者的最高奖项——韬奋新闻奖，加之他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学术训练和学术追求，使他有可能超越一般新闻评论工作者“只缘身在此山中”的观察与思维局限。所以，对于整体总结中国当代法治评论的发展这个任务来说，他是一个特别合适的人。

阅读这部书稿，首先入眼的是作者所呈现的一个开阔的认识框架。作者不是局限于当代法治评论写作的经验层面来谈法治评论的。实际上，他把法治评论这个认识对象置于中国近代以来媒体言论发展的深远背景中来认识，在众声喧哗的大时代里，披沙拣金般地悉心发现和辨识法治评论的苗头和源头，梳理着法制和法治的思想因素如何一点一滴地渗透进公共媒体的观点表达之中——即使是在文化批判和政治斗争的年代里，这个微妙的过程也缓慢却顽强地悄然行进着。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是以一个法治的视角重新观察中国近代以来新闻媒体和新闻评论的发展史，虽吉光片羽，却给人一种与以往不同的感受。

这本书对于当代，尤其是上一个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治评论发展线索的梳理格外清晰。作者清晰地描述了伴随着“法治”写入宪法，在整个社会的观念从“法制”的转变到“法治”的过程中，中国媒体的“法制评论”也走向了“法治评论”。对于中国社会而言，这绝非一字之别，一字之易，其中蕴藏着深刻的观念变革;而对于中国的新闻评论而言，这也同时意味着写作立场、写作观念、思维方式乃至表达中的语态的微妙变迁。那种自上而下、“以法制民”的写作姿态，被一种权利本位、公民关怀的写作观念悄然代替。

在这部书稿中我读到:“法治蕴含着自由民主、权利平等、法律信仰、公权适度等诸多理念，远非法制一词可以胜任。”“法治是以和平理性的方式解决社会矛盾的最佳途径。”“法治是民主的规范化、制度化形态。”“法治是社会治理方式中的一种，而不是全部;是基本的治国方略，而不是唯一;是一种规则控制，而不是具体的游戏规则;是方法论，而不是具体方法。”“法治是一种以人民民主为实质，由人民充分行使权力和承担责任的一种社会自我组织、自己管理的国家政治形式”……

正是对上述法治理念的深刻体认，使作者清晰地把握到了法治给中国新闻评论注入的新的因素以及法治评论的独特品格。比如，他认为，法治评论所具有的“规范性思维”特征，就是“法学思维”所注入的。“法治评论最为重要的理论品格，言说法理的关键不在于法律知识，而在于法治思维。”在这部书中，他还依据法治理念和法律规范，探讨了评论的分寸和推论的界限。在我们看到法治给中国新闻评论注入新的因素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一位具有法学素养的新闻评论工作者给新闻评论的研究注入了新的东西。

这部书稿把法治评论的研究置于新闻评论的当代发展所推动的新闻评论观念变革背景下，对于新闻评论理论探讨的进步比较敏感，提出一些有深度、有启发性的见解，如:“政治性在当下无法成为法治评论的理论品格，但不把政治性作为法治评论的主要属性，并不意味着法治评论可以不讲政治，只是这种政治更多地体现为讲法治，讲人性，讲服务，而不是生硬的甚至是人为拔高的政治观察或政治话语。”

当然，作为一部研究新闻评论实务的著作，本书一个重要的价值，应当是其中新闻评论与社会进步互动的丰富的实践信息:展开此卷，活跃于当代中国十余年间公共舆论中的那些法治评论名篇尽收眼底，把我带回到一个个著名公共事件的舆论场中;掩卷思味，仍不免有震撼之感。实际上，在推动制度进步、观念进步的每一个节点上，都有法治评论活跃的身影。法治评论对中国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在此书中得到了生动的再见。

这部书是关注中国法治进程和关注中国新闻评论发展的人们值得一读的。

(马少华 本文为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马少华为《法治评论道与技》一书作的序，刊发时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