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刘易斯拐点”，是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刘易斯在人口流动模型中提出的一个经济模型的转折点，即农村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

“刘易斯拐点”的话题开始在媒体上盛行起来。

根据刘易斯的理论，一个国家可能存在城市和农村的二元经济结构，农村通常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他们会源源不断向城市转移，这个转移过程也使得城市的劳动力资源的供应无限充分。刘易斯将这种状态叫做 “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经济”，但是，如果这些剩余劳动力已经被城镇吸收了，这种情况就不存在了。城乡之间就会进入一个一体化发展的时代。

媒体对 “刘易斯拐点”的关注，往往倾向于认为中国过去那种劳动力资源非常丰富的现象已快宣告结束了。很多经济学家也赞同这一观点。

但是在现实与数据统计之间，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在现实中，很多地方从过去劳动力过剩变成了劳动力短缺，招工难，很多地方找不到合适的工人，这种现象预示着剩余劳动力似乎已经不再充足；但另一方面，根据官方统计，2012年中国的城镇化率是52.6%，农村人口占48%左右，约为6.4亿，农村劳动力还有3.96亿。那么按照统计数据，农村劳动力占全国就业人数的51.6%，如此高的比重，怎么就认为中国已经到了刘易斯拐点？中国已将剩余劳动力吸收完了呢？

一些经济学家给出的答案是数据统计有误，或者是官方的统计因标准或人为的因素，压低了中国城镇化率的水平。

这种现象的确存在，现有的统计口径的确低估了进城农民工的人数，原因在于进城农民工的流动性非常之高，即便是在经济普查的时候也很难把实际在城市居住和就业的农民工人数搞清楚，所以在普查中也会有重大的遗漏。

经济学家王小鲁曾将国家统计局2012年的农民工监测数据，与人口普查数据进行对比，结果发现，人口普查数据中对农民工在城市就业的数量是有相当大的遗漏的。如果进行调整之后，可以看到实际的中国2012年城镇化率可能已经超过了55%，而不是52%。农村实际的劳动力数量比统计上显示得要少；而城市的就业人数比统计上显示的还要更多。

不过且慢以为问题就此解决。即便考虑了统计上的一些错误，我们仍可发现农村实际上仍然有大量的人口处在不充分就业的状态。将城镇化率从52%调整到55%，在折算成劳动力人口之后，相当于将官方目前统计的3.9亿农村劳动力调整下降到了3.6亿，问题是，这3.6亿人仍然是一笔巨大的劳动力资源，完全不能得出中国剩余农村劳动力已经吸收完的结论。

答案恐怕还得需要更详细的调查，经济学家王小鲁曾做了一些研究。根据他的调研，目前农村20岁到40岁年龄段的青壮年劳动力在城镇打工的比例非常高，但是超过40岁以上的这部分人在农村还有很多。这部分人更倾向于回到故乡农村，或者是回到家乡附近的小城镇。

具体原因，王小鲁解释为由于没有户口，没有社会福利和保障，40岁以上的农民工很难在沿海城市安定下来。但他也并不认为回到家乡附近的小城镇将成为一个城镇化的趋势。由于这些城镇缺乏足够大的就业空间来支撑农民工的回流。所以目前仍然需要解决的是他们怎么在大城市安家落户的问题。

同样一项调查显示，农业劳动者一年之间大概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空闲的，而40岁到60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在农村的数量仍然非常巨大。这两个方面的数字都反映同一个问题，就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并没有完全吸收完，仍然有大量劳动力资源在农村。

回到有关 “刘易斯拐点”的现实与数据统计之争，中国的劳动力远未到枯竭的程度，相反，是有太多的因素阻碍了劳动力的有效利用。于现行的户籍制度和相关政策，包括社会保障和公共福利方面的政策阻碍了农民工市民化。这些情况是阻碍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关键因素，也是导致目前内需不振、消费不足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