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是当今人文社会科学界普遍关注的一个话题。如何理解和诠释现代性，关系如何建构和发展现代社会，如何评价和对待不同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与社会发展模式。因此，在现代性的论域中探讨“中国模式”的内涵、意义与话语权，显得很有意义。

从一定意义上说，现代性指的是现代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诸层面的基本精神特质与制度架构。现代性本是西学中的一个概念和研究课题。从西方哲学的层面看，现代性就是与西方中世纪的神学世界观相对立的理性主义。现代西方社会在其他层面的架构，如资本主义、议会政治、大众文化、科层体制等，从一般意义上说都是西方理性主义的延伸和具体化。西方学者从理性主义及其具体化的视角来理解现代性，无可非议。然而，相当数量的西方学者却将其视为对现代性的唯一定义，并试图以此为依据来评价甚至左右非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和发展模式。这在东西方学界都受到了强烈质疑和反对。“多元现代性”、“东亚现代性”等论题的提出及其影响的不断扩大，就是在现代性问题上反西方中心主义和话语霸权的一种体现。

毫无疑问，现代性不能简单等同于西方理性主义，而应被理解为不同民族国家在从近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所面临的精神理念、文化形态、政治体制以及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的多元选择。一个民族国家的社会发展模式只要能够促进该国的稳定和繁荣进步，并有益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就应该受到尊重，在现代性的问题上就应具备话语权。就此而论，“中国模式”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

“中国模式”，又可称之为“中国道路”。这个概念最初是由西方学者提出来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连续多年保持8%以上的经济增长速度，经济从改革开放前的濒于崩溃边缘发展到总量跃升至世界第三，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农村贫困人口从2.5亿减少到4000多万，等等。我国经济发展所取得的这一系列重大成就引起了一些西方学者的关注，他们用“中国模式”来指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很明显，这些西方学者是从经济的角度来理解“中国模式”的。然而，世界上从来就没有孤立的经济，经济建设总是与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等密切联系、相互依存、彼此促进的。因此，仅仅从经济的层面来概括“中国模式”，不免显得有些狭隘。要全面、准确地理解与概括“中国模式”，就必须在研究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同时，客观分析与考察中国的民主政治制度、思想文化观念和社会管理体系，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总体布局的高度全面认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和社会发展模式。

治大国难，治发展中大国更难，治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可谓难上加难。我国有13亿人口，有位居世界第三的国土面积，有56个民族，还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国情。在这样的条件下进行现代化建设并实现长期的稳定和快速发展堪称奇迹，“中国模式”无疑为现代性注入了新的内涵，为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有益启示。因此，在现代性问题上，我国学者无须奉西方的话语体系为圭臬，而应重视“中国模式”的价值和意义，珍惜由此而取得的话语权，得出自己的结论，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是深化现代性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历史赋予我国学者的一项重任。

（人民日报2009年10月9日第七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