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公元1283年，南宋民族英雄、爱国诗人文天祥在衣带上留下这段文字后，从容面对异族入侵者的屠刀，慷慨就义。而这段富含哲理的文字，今天仍然启迪人们思考与追问读书求学、著书立说的目的和意义。

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我们所处的世界是极其复杂而又变动不居的。自然界中蕴藏着无穷的奥秘，世事人情中包含着深邃的道理，促使人们去探索、去思考，并将所见所闻、所思所得诉诸文字、形成著作。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对于学问和书籍的兴趣，首要在于“求真”，即探索和把握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自身发展的规律性。人们的“视域”不一，学问的“兴奋点”也就不尽相同：儒家关注人伦日用，道家强调道法自然；康德服膺于“头顶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法则”，苏轼则钟情于“江上清风”与“山间明月”……不同的学者尽管可能有不同的旨趣，但往往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能够在“求真”这个问题上找到共同点。

千百年来，一代又一代学人在科学、哲学、道德、文艺、宗教等诸多领域深思明辨、显隐发微，取得了丰硕的认识成果，留下了汗牛充栋的文章典籍。这为后世的学人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深刻的启迪，也使得在“求真”之外，“求新”日益成为学术研究的一种强烈价值诉求。今天，任何一位学者开展研究，都无法撇开众多前辈尤其是经典作家的认识成果。但如果只是“躺在巨人的怀抱中”，而不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不形成自己新的认识和理解，其研究成果的价值就会大打折扣。“惟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韩愈的一声感慨，道出了“求新”的重要性与难度；“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的一句名言，则点明了“求新”的现实途径。

学术研究贵在“求新”，这似乎是学人的一种共识与约定，但在现实生活中却有人有意无意地误解了“求新”。以“西学”的译介和研究为例：改革开放以来，国外各种思想流派和学术思潮纷纷亮相中国，这对于我国学人了解世界学术动态、推进东西方学术文化交流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一些人也因最先译介和研究某一国外思潮、学派或重要学者而在学术界赢得了一席之地。但也有人只是热衷于追逐国外最新的学术潮流，停留于译介国内尚不了解的思想学说，却往往在占得先机、完成初期的译介工作后，就“移情别恋”，去发现、追逐新的潮流与目标，将后续的甄别和研究工作归于阙如，遑论吸收与再创新了。如此反复，“新”则“新”矣，却不免流于蜻蜓点水、浅尝辄止，最终只剩下场面上的一时热闹。这也从一个角度说明，离开了“求深”而片面“求新”，学术研究就很难经得起实践和历史的检验。

学术研究的求真、求新、求深，背后起支撑作用的，是强烈的“问题意识”。马克思说：“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个人的学术研究只有在一定层面上回答时代所提出的问题、满足国家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才能实现其价值的最大化。反之，仅从个人的需要出发，或者“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这样的研究不能说完全没有价值，但在格局与气量上终究有所欠缺，也成不了学术研究的主流。因此，我们在开展学术研究时，无妨仿效德国哲学家康德，对自己提出三个问题：我的研究要解决的时代问题是什么？围绕这些问题我能够开展哪些研究？我的研究成果能够在何种程度上有助于这些问题的解决？诚如是，求真、求新、求深才能成为现实，学术研究才能彰显价值、持久发展。

（人民日报2008年7月22日第十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