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体西用”的香港文学

　　香港为中西文化交汇处，许多行业“西体中用”，或洋化西化；香港文学则立足本土，“中”为心源，放眼世界，一如既往地走在“中体西用”的路途上。

　　香港文学由中国人写、用中文写、写中国人、描中国事、展中国心，给中国人读，作品具有中文品位、意象、风骨和气韵。新近出版的《香港文学大事年表(1948—1996)》所列作品，几无例外的是中文作品；文中间或夹带英文，那不过是信手拈来、装点门面之物。

　　香港文学是在中国古典文化和文学的熏陶、在中国现代文学的氛围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三四十年代，鲁迅、郭沫若、茅盾、叶圣陶、郑振铎、许地山、萧红、夏衍、叶灵凤、戴望舒、萧乾、端木蕻良、林焕平、黄药眠、徐迟、叶君健、冯亦代、郁风、杜埃、袁水拍、乔冠华、秦似、黄谷柳、陈残云等，或在港讲学，或在港办报办刊，或来此创作，为香港文学奠定了扎实基础，有的作品已成为香港文学的组成部分。这些作家的作品的中国气派和民族风格十分鲜明。

　　今春举行的“香港文学节”，展示50年来香港严肃文学和流行文学业绩，尽显中文风流，一副中国气派，令不少外国读者望“中”兴叹。记者曾采访一位英国文学评论家，他坦言相称，在英国殖民统治的国家或地区中，像香港文学这样保持母语强劲生命力，仍视为母语文学一分子并日益获得国际认知的，已不多见；美国出版的有关中国当代文学选本中，收录了香港近10名作家的作品。

　　我们熟悉的唐人、金庸、梁凤仪等香港作家的小说，前者如《金陵春梦》和《苍生》，中者如《鹿鼎记》、《射雕英雄传》、《天龙八部》及《萍踪侠影>，后者如《千堆雪》、《九重恩怨》及《花帜》等，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创作风格，力显中国韵味，尽管其叙事方式相对港化。

　　香港作家外语好，英文尤长，有些在欧美或留学、或执教、或采编、或劳作数年乃至数十载，对西方文化和文学感受甚深，了然于心，浸润入脑，善用西学西文，有的借鉴西文手法臻达化境而不西化，有的能深刻领悟西文韵味作文时又全然中国味道。“中体西用”，使香港文学不断提升层次。

　　香港文学“西用”的现代主义及后现代主义视角和表现手法达数十种。诸如徐讦的精神分析小说；李辉英的《黑色的星期天》为港九“垮掉的一代”焦虑着；刘以鬯的《酒徒》，表现出“意识流”的风流倜傥；西西的《我城》，兼具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笔法；也斯(梁秉钧)的《剪纸》具有新现实主义风情；张君默的《人妻》带有卡夫卡式的反思；学院派作家梁锡华的《独立苍茫》，对学院师生的变态心理多有嘲讽；倪匡的科幻小说，如《聚宝盆》，引人入胜，自然天成；小思、曾敏之、犁青、王一桃、夏婕、董桥等的诗文，或清丽隽永，或视角独特，或渊博深厚，或婉约缠绵，均有欧风美雨情思，并有佳构在籍；他们及其作品皆以中文为体，西文为用，把近世以来评论家们争论不休的体用关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香港文学几十年来把“中体西用”作为一种生存方式、思维定势、总体特征和审美范式。对外国来说，它纯属“中体”；与海外华人文学比较，它更是中国的、香港的；对内地而言，它属普遍善于“西用”的，而且有些“用”得比较普及、地道和娴熟。评论界感知的香港文学诸特点，如多元性、自由性、通俗性、实验性、商业性、地方性等等，或可作为“中体西用”这一本质特性的外化，或可当作由此展开的若干扇面。

　　香港文学虽然早已不是昔日所言的“沙漠”，亦远非华洋共处或杂居的文学，但是，仍缺乏史诗般的扛鼎之作，香港作家的地位有待提高，还有的食洋不化，思维层次和精神境界不高，“即食文学”仍缺乏相应的艺术性，黄色、暴力等文字仍充斥书摊。所有这些，都需要假以时日予以改变。

　　进入后过渡期，香港不少作家更加坚定地认识到，香港只有回到祖国的怀抱，才会保持长期繁荣稳定，香港文学才会有更高水准的发展；许多小说、诗歌、散文等在这方面有所表现，报刊上喜迎回归的诗文给读者以强烈印象和信心。

　　香港文学，即将与香港一起回到祖国；香港文坛进入更加美好的境界，指日可待。香港文学将在“中体西用”的发展路向上，取得更加辉煌灿烂的成就。毕竟，文学越是民族的和世界的，就越是属于世界的和民族的。

　　                            （原载《人民日报海外版》 1997年5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