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我们自己的路

　　隆冬的深圳，风和日丽，草木青青，不是春光，胜似春光。

　　12月21日的深圳会堂，大红地毯从大门前的台阶一直铺进会堂；主席台上，庄严神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高挂在红色大幕的中央；数百位中外记者纷纷举起照相机，“咔嚓”“咔嚓”的快门声此起彼伏，响成一片；一切表明，一次举世瞩目的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重要会议正在这里召开。

　　下午4时10分，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郑重宣告，谭耀宗等60位候选人正式当选为香港特别行政区临时立法会议员，临时立法会正式产生了。

　　顿时，会堂里响起了雷鸣般经久不息的掌声。

　　喜讯传来，香江沸腾了。还沉浸在特区行政长官顺利诞生喜庆中的香港市民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他们为60位众望所归的香港精英在公正、公平、公开和民主的选举中当选为“临立会”议员而由衷高兴，为香港特别行政区临时立法会的胜利诞生而热烈祝贺。

　　回首“临立会”产生的日日夜夜，那一幕幕扣人心弦乃至波诡云谲的场景，令人记忆犹新，不时映入眼帘……

　　从“直通车”到“临立会”

　　香港特区临时立法会诞生在香港后过渡期的风风雨雨之中。

　　中英在港府最后一届立法局与香港特区立法会的过渡与衔接上，原本可以走一条阳关道，开一趟直通车；但是港英当局背信弃义，贱诺妄行，阻塞了阳关道，刹住了直通车。

　　本来1984年签署的中英联合声明就明确规定，保持香港现行法律制度基本不变。但是，据不完全统计，自1984年以来，港英修改的法律就多达近千项：尤其是彭定康就任以来，更是紧锣密鼓地大改法律，把现任立法局变成他玩弄政治花招的工具。

　　早在1990年4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已明文规定：“立法会的产生办法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际情况和循序渐进的原则而规定，最终达到全部议员由普选产生的目标”。

　　与《基本法》同时通过的《全国人大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和立法会产生办法的决定》更加明确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立法会由60人组成，其中分区直接选举产生议员20人，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议员10人，功能团体选举产生议员30人。原香港最后一届立法局的组成如符合本决定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有关规定，其议员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愿意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并符合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规定条件者，经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确认，即可成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立法会议员。”

　　多么宽敞的阳关道，多么迅捷的直通车；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以极大的胸怀，既顾全国家主权和香港平稳过渡，又尊重现实，实事求是；香港各界和广大市民对此热忱欢迎，真心拥戴；中英两国政府亦就港英最后一届立法局和香港特区第一届立法局的衔接安排达成了共识。

　　立法会完全可以按此轨道运行，香港完全可以乘此“直通车”通行无阻，平稳过渡。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们不愿看到的事终于发生了。

　　1992年10月，到任才3个月的末代港督彭定康，在安排包括立法局选举在内的香港1994年至1995年选举中，急不可待地抛出了从根本上损害“直通车”安排的所谓“政改方案”，不顾中国政府的意愿和港人的反对，将其“政改方案”刊登于1993年3月的《宪报》上。

　　这个“政改方案”的核心是“三违反”，即违反中英联合声明，违反《基本法》，违反中英达成的谅解和协议。

　　这个“政改方案”的目的是，把英式立法主导的代议制移植到香港，让英方属意的势力占据立法机构，其如意算盘是妄图在“九七”之后，继续保持英方对香港政局的影响。

　　为了顾全大局，为了香港630万市民的福祉，中国政府抱着极大的诚意，同英方进行了多达17次的谈判，英方最后单方面终止谈判，一意孤行地推行这个“政改方案”。

　　好端端的“直通车”就这样因英方的肆意破坏被子推翻了。

　　不仅如此，彭定康还叫嚣什么：在推行“政改方案”的道路上，存在着“多幅长城”，他要一一跨越，离“三符合”愈远愈好。

　　“直通车”没有了，怎么办？

　　为了香港特区成立后不出现法律真空，为了香港的平稳过渡和长期繁荣稳定，同时，也为了打破殖民者人去魂在的美梦，中国政府及时做出决策，“以我为主”，另起“炉灶”。

　　1993年7月，香港特区筹委会预备工作委员会成立了，负责包括提出解决特区立法机构的建议和相关事务。

　　1994年8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做出决定：港英最后一届立法局于1997年6月30日终止。

　　1996年3月24日，筹委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正式采纳了预委会提出的成立香港特区临时立法会的建议，通过了设立香港特区临时立法会的决定。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在香港特区成立时设立临时立法会，已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

　　公元1996年11月18日，香港回归前的225天，参选“临立会”议员的报名工作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位于中环皇后大道中华人行的筹委会秘书处香港办事处，又一次引起香港市民乃至世界传媒的关注。川流不息的车流，络绎不绝的人流，再次涌向这里。

　　既在情理之中，又在意料之外。首先领取报名表的，是前任立法局议员、英国人、83岁的杜叶锡恩老太太。她在早上8时47分赶到办事处，离办事处上班时间还早13分钟。

　　她说：彭定康“这位政客出身的港督对亚洲、中国及香港的认识都十分肤浅”，前首相希思、前港督卫奕信等英国政治家和许多企业家都反对他的“政改方案”，“临时立法会是被他逼出来的”，“原因是他改变了在《基本法》第六十八条及附件二所订下的特区立法会产生办法”；为了香港的平稳过渡，她决定参选。

　　之后，又有56人领取报名表，其中有聘任立法局议员詹培忠、杨孝华、周梁淑怡、李鹏飞、夏佳理、李家祥、罗叔清、李启明、倪少杰和前立法局议员潘国濂及邓兆棠。

　　按规定，参选人员必须亲自到办事处领取表格，获得10名推委委员的联署提名，附上10名推委人员的提名信后，才能交回表格。

　　现任立法局议员詹培忠当天就办完这些手续，成为交回报名表的第一人。

　　12月4日，港英立法局会议上，发生了一桩颇具戏剧性的事件。会议原是讨论“反对成立临时立法会”议案，结果却通过了参选“临立会”议员朱幼麟和莫应帆的修订案，变成了“鉴于中英就香港政制的谈判未能达成共识，以致九七前后本港立法机关选举模式没有衔接，在现阶段成立临时立法会是别无选择，呼吁各参选临时立法人士应以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为参选目标”；与原动议完全相反，并以30票胜25票通过了新的修订案。

　　民意不可违，历史不可逆，江河不可向西流。

　　面对此情此景，持有“无可奈何花落去”心态的港督又抛出所谓“临立会”法律依据不足、会出现两个立法局并行等的谬论，妄图对“临立会”再行破坏。

　　现任立法局议员、中华总商会副会长黄宜弘义正辞严地驳斥说：全国人大通过的《全国人大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和立法会产生办法的决定》早已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负责筹备成立香港特别区的有关事宜，根据本决定规定第一届政府和立法会的具体产生办法“；“在‘直通车’安排无法实现情况下，由它作出适当安排，使基本法得以实施，在法律上也是有依据的。”“临时立法会是最佳选择”。

　　众所周知，中方一再声明，临时立法会要从1997年7月1日起才正式工作，谁也没说在“6月30日前即开始正式运行”；港英当局何来“两个立法局”之虞呢！这不是鸡蛋里面挑骨头，“无理搅三分”吗？

　　12月6日，现任立法局主席黄宏发来到办事处，领取参选报名表，以实际行动表示了支持“临立会”的立场；至此，现任立法局60名议员已有34人领取了参选“临立会”议员的报名表。

　　如果说现任立法局的多数议员参选“临立会”议员尚不足以代表“临立会”的广泛性和公信力，那么，英国外相和末代港督心目中的立法局又是什么？他们心中究竟装的是什么？是630万香港市民，还是欲盖弥彰、伪民主真殖民者的政治图谋？是香港的繁荣稳定，还是为了主权移交之后继续在香港施加影响？显然，他们要的不是什么公信力，而是7月1日后的影响力。

　　筹委会、推委会、香港市民、现任立法局多数议员，以自己的实践行动，对港英当局抛出的一切的一切都做出了响亮的回答！

　　这是迎接香港历史新纪元的行动，这是一份划时代的答卷，这是给殖民者百般刁难的强有力反击。

　　12月9日，交回报名表的最后一天，仍然有人来到办事处，领表或交表。在为期3周的“临立会”议员候选人报名期间，共有218人领取报名表，134人交回报名表。

　　12月12日，选出特区行政长官人选董建华的第二天，筹委会第七次全会在深圳隆重召开，会议对参选“临立会”议员候选人进行了资格论证；结果130人顺利通过，现任立法局34人全数成为候选人。

　　参选议员王绍尔说；“与他们再纠缠上述问题无异于对牛弹琴”，“成立临时立法会的必要性和法理依据如江河经天，日月行地，没有任何人可以抹煞和阻止”。

　　香港市民，正以热切的心情，期待着“临立会”正式诞生，期待着“临立会”60名议员正式选出。

　　中国人民又一次坚定自己的信念，以卓越智慧，坚实的步履，走自己的路，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轻舟已过万重山

　　12月21日，选举的前一天，英国外相里夫金德又抛出一个怪论，开了一个滑天下之大稽的玩笑。

　　他打出一张“国际牌”，要到国际法庭告状去。

　　在接受《金融时报》记者的采访时，他攻击成立“临立会”是“愚蠢之举”，要向国际法庭申诉。

　　作为曾不可一世的大英帝国的外交大臣，居然连国际法和国际法庭诉理范围的常识都有置若罔闻。香港回归前，是中英两国的事，回归之后，完全是中国内政，他要到哪门子国际法庭告状？打哪门子官司？自己搞“三违反”，自己施布政治绳索捆绑这颗灿烂的东方明珠，自己推翻自己的承诺，还要血口喷人，愚弄国际舆论。

　　这不是告别人，而是自己告自己；这不是诉讼，而是自己向国际社会检讨并认罪。

　　天下竟有这样的外相，竟有这样的闹剧。

　　钱其琛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轻松而不无幽默地说：“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他们老调重弹，反映了‘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心情。”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在深圳如期召开，会议议程正常进行，400名推委，除1人因病请假外，全部与会并履行自己选贤荐能的职责。主席台上，鲜花怒放；左右两侧，置放着两个投票箱；当筹委会副主任委员王汉斌宣布“投票开始”的时候399名推委秩序井然、正气凛然和充满兴奋地走向主席台，双手握住鲜红的票封，准确而又有韵律地投下自己庄严而神圣的一票。

　　这不是简单的一张票。它意味着捍卫自己的主权，打击英国外相和末代港督的嚣张气焰；意味着长期在殖民统治下的香港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他们要为自己的幸福和利益而斗争、而奋斗。

　　这不是轻松的一张票。它维系香港的民主与法制，关乎“九七”后香港法治精神和操作规范，涉及630万港人的切身利益，关涉香港主权回归后的平稳过渡和兴旺发达。

　　这是显示崇高的一张票。这不仅体现了九十年代与港英政府在立法机构上斗争的胜利成果，而且饱醮着150年来港人的辛酸史、抗争史、奋斗史和成功史，是一张在斗争中取得胜利而继往开来的一张票。

　　这是走向未来的一张票。尽管“临立会”任期短暂，不足一年时间，然而，它填补了香港特区成立后的立法真空，开创着香港民主与法制走向成熟的未来。

　　下午4时10分，经过4个小时的公开唱票，经过筹委会主任委员确认后，大会公布选举结果，60名“临立会”议员如数诞生了。

　　他们是：王绍尔、田北俊、朱幼麟、杜叶锡恩、李家祥、李国宝、李启明、李鹏飞、吴亮星、吴清辉、何世柱、范徐丽泰、莫应帆、黄宏发、黄宣弘、梁振英等等；

　　据一次民意调查，“临立会”议员的广泛代表性和公信力占85%；试看西方世界，有几个国家、有几个区立法局议员的代表性和公信力，能臻达如此程度。

　　香港的传媒，以罕见的一致，纷纷发表社论、社评，高度赞扬“临立会”的胜利诞生，猛烈抨击了英国外相和末代港督的倒行逆施，认为它宣告了殖民者“政改方案”的彻底失败，取得了港人理想的选举结果，大多数议员坐“直通车”，有利于香港的平稳过渡，有利于香港的民主法制，有利于香港的兴旺发达。

　　“临立会”成立之后，以老牌政客自居的里夫金德和彭定康，还在那里泣啼和抽泣，不时发出万般无奈的哀鸣，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12月28日，董建华与现任和愿意留任的布政司陈方安生女士谈话时说道：“临立会”工作事在必行，港英政府合作更好，不合作也一样会开始做。

　　站起来的香港人，坚定不移地实现“一国两制”的中国人再次以自力更生、发奋图强的精神，成立了“临立会”，这是香港平稳过渡的又一次胜利！

　　从1997年7月1日，起，“临立会”将以高度责任感，迎接来自各方面的挑战，担负自己的神圣使命，履行自己的重大职责，使香港沿着高度法治的轨道向前进。

　　                               (原载人民日报《大地》月刊199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