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孔阳及其“大音希声”

　　蒋先生生日，从83年认识之日起，从未忘过，1923年1月23日。他哪年哪月哪天去世的，我记了几十次，问过师友十数次，至今不能脱口而出。

　　每每端坐书房，白晰红润的四方脸，稀疏后背的头发，紫红色镜架中大而明亮的眼睛，讲话时蠕动着的宽厚嘴唇，常常出现在我的眼前，简洁、明快、平和、不无幽默的四川话，时时响于耳际。从83年7月至84年8月，他教授我13个月西方美学，此后，直到96年去香港前，或北京，或武汉，或上海，每年至少见面一次。据说，他去世一年了，或两年，我总是以为，我们又见面了，而且见面的次数比以前更多。

　　又是1月23日，我点起一支香，点起一支烟，捧起他的书，感到他走来了，指导我做人念书------。

　　他似乎从未给我讲过他的痛苦与悲情。他有充足资源倾诉他的痛苦与悲情。初中未毕业，与哥哥一起从乡下到重庆考高中，没有毕业文凭不让上，哥哥将文凭给他而弃文从戎。本想念历史系，一场大病，误了考期，只好读政治学校的政治经济系。毕业想继续所好，从事诗文，不得已到银行谋生。在林同济先生的海光图书馆工作不久，翻译苏俄书籍小有成绩，被怀疑“左”而被特务无端关押。57年，出版的小册子影响大并有若干不合适宜，因“右”遭到大批判。“文革”期间，更是受批斗，蹲牛棚.在学术春暖花开之际，正置人生学问最好时刻，又遭遇病魔。这些刻骨铭心的事情，他似乎未曾经历过，一笑置之，俱往矣，一切向前看，争分夺秒，一切朝前干。他的散文和诗都很漂亮，我没有读过他关于这方面的系统回忆。

　　他似乎从来没有给我讲过做人的大道理，通过自己的言行尤其是一生的操守修为，把这些大道理全部包括，用若干“个别”默默呈现这些“一般”。听说他生病的那年，我从北京打电话到复旦问候，他电话里说，没有什么大事，在读你的一位老师的大作呢。濮之珍先生电话中说，这次病得不轻，出院后就读我熟悉的一位教授的书稿，准备为他写序。他的著作，很少求人作序，但学者尤其是中青年学者索序，基本上有求必应，而且认认真真，不敷衍了事。几十万字的书稿，写一、两千字短序，即使只读其中几个章节，也是投入大收效微的“不经济”之事，但依然如故，抱着病，停下自己的课题，用力为人做嫁衣，报刊约稿，力有所(隶+之)，尽量支持，以致有时濮先生批评他，捡了芝麻，丢了西瓜，不看主要病人，专看门诊。我们上门或电话问学，来者不拒，要言不繁，有时甚至一语破的，令人感佩不已。

　　他的确是位儒者，又好像是位道者。儒者仁，儒者通；道求自然，道者无我。他似乎有这样一种本领，能将这些统一成一体，还不显山，不露水，“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他是一位博学之士，抑或硕儒通人，所治甚专，所著精深。他大学念的是政治经济系，爱好史地诗文，治学范围止于美学和文艺理论。很少在政治、经济、历史、地理方面著文谈论。他熟读中国史籍，尤其是先秦诸子，但只一册20万字的《先秦音乐美学思想论稿》，出手几成经典。他早年从事翻译，在图书馆做西文编辑，熟悉西方历史、哲学、美学和文艺，与伍蠡甫先生一起编辑《西方文论选》，著述方面，只有一本《德国古典美学》，商务印书馆80年出版至今，不断再版，成为学者案头之作；他精心研究美学理论几十年，复旦有先生称他为中国第五派美学的创立者和代表人，也只有93年出的《美学新论》。这三部书，是他的三本可以传世的代表作，形成了一个山峰，《美学新论》为主峰。他博通中西，关于中西美学比较，仅有几篇论文；他是国内数屈一指的文艺理论家，较为系统的著作，也只有57年遭批判的两本。他是一位优秀的艺术鉴赏家，评点之文，“浅尝辄止”。余下的论文集，八十年代的几乎出一本就被抢购一本。我们每每问学，他总是高出一筹、而不是高出几筹地“就事论事”，只求点石成“铁”，不求立即成“金”，从不节外生枝，夸耀和卖弄学问，他的“厉害”是，每答一次，都能高出一筹地“就事论事”，我向他问学13年，每次均如此。学理上有这种造化的，我见得实在太少。

　　日前去书店，看到豪华精装的《蒋孔阳全集》，我立刻从书架上取下，4卷，200多万字，我熟悉的基本都在其中。想想时下一些浪费纸张、动辄十数卷的所谓文集，真是感到精品之可观，由博返约、通达精深之难求。先贤所谓“著述要能传”，蒋先生是做到了的。

　　记得84年夏天，我陪他在他们那个院子里散步，问他对于不少老先生批评青年人“好高骛远”和“眼高手低”怎么看，他的回答完全出乎意料，令我至今也许是终生难忘。他说，治学的最高境界，其实就这两个词，加上引号就行了。所谓“好高骛远”，就是站在学科的最高处，放眼中西关于这方面的主要成果，把研究的眼光往前推个五十年乃至一百年，这样的学问和所创造的成就，全世界一百年没有几个人能做到的；所谓“眼高手低”，就是要吃透对象，入乎其内，出乎其外，以最高的精神境界和思想眼光来穿透它，照亮它，脚踏实地，勤勤恳恳，不图名利，不务虚言，用“实事”来“求是”，以最浅显的语言文字表述出来，这样就能达到高水平的深入浅出，这样的通人，在学术界也是只要少数人能够做到的。我是鼓励青年人朝这个方向努力的，如果真正能出几个这样的人，我们的学术就完全有资本走向世界，就能够产生几个学术奥运会冠军。不怕“好高骛远”，也不怕“眼高手低”，就怕高不上去，又低不下来，这就做不出大学问的，不说拿不到世界冠军，拿全国亚军都难，甚至拿个上海亚军都难。“志当存高远”，“有志事竟成”，“业精于勤而荒于嬉”，“深入浅出”，其实都是这个意思。我年纪大了，做不到了，希望年轻人将来能够达到这种境界。

　　我常觉得，蒋先生的人品和著述，显露的只是其冰山一角，我所知道的，只是这“一角”中的一分子。他在日本讲老子的“大音希声”时，曾说过如下的话，抄录下来，以寄缅怀：

　　当“道”还处于“无”的状态的时候，它是“道”的本身，因此是至善至美的。当它一旦进入“有”的状态，成了具体的“物”，它就只是“道之华”，是“道”的一种显现，再不像“道”的本身那样完美无缺了。这一理论，运用到音乐美学中来，就成了：

　　大音希声。

　　那就是说，最完美的音乐，是作为“道”的音乐，是音乐的本身，这种音乐，虽然“大”，但我们却是听不到的。我们听到的，只是音乐的现象，它再好再美，也赶不上音乐的本身。

　　                         （原刊于《人民日报海外版》2001年3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