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庭先生

　　建庭先生去世好多年了。现在，村里出来的博士、硕士、大学生不少，仍无人取代他在乡亲心中的文化地位。

　　在村里有识之士看来，我们这些博士、硕士、大学生好像是“技工”，“混饭碗”的，有“凭”而无“文”，建庭先生没有文凭，无“凭”却有“文”。

　　建庭先生正楷作底、带点行草的毛笔字，闻名全县乃至江汉平原。谁家有他题的匾额，他家就风光。逢春节，建庭先生门庭若市，求写对联。有时，他在脉旺街上支起桌子，收费写春联，求字者排成长队。红白喜事，他大笔一挥，在头席上坐上一天。县里像水电站这样大型建筑的招牌，也请他写。有单位要题特大号字，一时找不着那么大毛笔，他用水桶装墨，用簦布当笔，写出来的字照样呱呱叫。

　　建庭先生背功何其了得。《四书五经》滚瓜烂熟，《幼学琼林》、《东莱博义》、《增广贤文》、《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等倒背如流，《左传》、《战国策》、《史记》、《汉书》、《贞观政要》等张口就来，韩愈、朱熹、王船山的故事可讲九天九夜。背书，成为他的生存方式、“传播媒介”和看家本钱。“文革”期间，他家线装书被收缴一空。他说，不怕焚书，就怕坑儒，老子不死，书就在脑子里。

　　建庭先生比我祖父小，祖父有时对他直呼其名，有时也叫他“建庭先生”。我父亲是他的学生，除叫他先生外，也称“建庭叔”。我们这辈，当时称“先生”为“封资修”，不能称先生，叫“建庭爹”。小时，祖父和父亲拉他到我家给我发蒙，开始讲《幼学琼林》、《东莱博义》、《增广贤文》、《古文观止》，后来讲《孟子》、《左传》、《国策》、《史记》。少不更事，但知道读书无用论，读书挨斗论。他这样偷偷摸摸、冒著风险给我口授，我却感到被逼无奈、心不在焉。

　　月亮在杨树梢上摇摇晃晃，桌上油灯忽闪忽闪，祖父、建庭先生、父亲和我围坐门口桌边。建庭先生时而双目圆睁，时而闭目搜寻，摇晃着他那干瘦的脑袋，一边背书，一边讲学，看我迷迷糊糊的样子，手指在碗里沾点水，在桌上画字，有时也用我的铅笔或圆珠笔在祖父的烟盒纸上写几个字，都是繁体。有时借上初中高中的堂哥们的语文课本，他挑古文给我讲，更多的，把课文当引子，背他的书，指示我父亲检查我是否真背。下次来，他先要我背诵一遍，我有时能背出几段，他认为“孺‘孙’可教”。然后，接着背。祖母和母亲有时过来观“背”，拿着大蒲扇，给我们扇扇风，间或弄点稀饭、面条宵夜。

　　这个“背”，使我在大学沾光。开始学古文时，老师给我们讲先秦两汉文学，居然认为我基础好，邀我一同搞《战国策选译》。张国光老师给我们讲唐代文学时，竟然给我九十五分的历史高分。大学三年级时，学校宣布我作为古代文艺理论专业教师留校。其实，我哪儿基础好啊，只是在祖父和父亲胁迫下，跟建庭先生夜间“口说无凭”地混了几年。高中毕业后返乡务农，白天干活，晚间有时也跟他这么“混”着“背”着。像张国光、郁沅这样的专家教授认为我“有点底子”，也就是这么毫无目的地跟他“混”着“背”着的那点点而已。

　　大学放假回乡，看建庭先生，向他汇报大学古文教学，不一会，他又老纳念经式的，如唱如诵、边唱边诵地背了起来。初上大学，背英文还来不及，少有时间背古文，更谈不上背古书，远没有他那样的记诵之功，不敢与他“过招”。只要背，必败阵。他不仅背诵文、史、哲名著，韩愈的“杂著”，如“书”、“序”、“哀辞”、“祭文”、“碑”、“志”、“状”、“表状”，东坡的“策”、“行状”、“颂”、“赞”、“偈”、“奏议”、“内制文”之类，许多属公文之作，他也照背不误。我对他说，您不只是背书，也不只是“吞书”，简直是“吃书”。他笑笑，告诉我，“无背不成学”，“你们这么读下去，只能成为专才，难成通才大家啊！”

　　香港回归前后，住跑马地公寓，与饶宗颐先生家近，时有拜访，深感饶老背功更不得了，中国古籍外，印度、埃及和东西方许多古籍，他也能背。他背的时候，我想到建庭先生，他们同出一门，都未上过大学，自学成材，自“背”成材，感到人脑真如大海，可容纳古今中外那么多东西；想起建庭先生的话，书是外在的，能背会背，才是自己的；查书为技，背书为功；如识汉字，查典为技，记录为功；无深厚背功，难成人文学界的通才大家！

　　建庭先生“学习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在不同场合不同情况下，能迅速根据名字拿出一副对联。我祖父叫“开万”，六四年六十岁时，他有“开万盏金灯诚心如一旦，用千根火树辉煌在九霄”之句相送。我上大学前，父亲请他作联，他写的“守一己辛勤为学终有到岸日，映满堂红光放声九霄云”，在我家门口挂了半年。父亲现在背诵这两副对联，像建庭先生背古书那样脱口而出。

　　他写状纸，远近闻名。与他熟悉的人，遇到要告状之事，一般拿两包烟，或一瓶酒，或一条鱼，困难的，提点萝卜青菜，请他写张状纸，送到有关领导和法院去。当时法律条文不多，他根据事情，翻翻报纸，开始写。我看过他写的几篇，事实清楚，要求明确，合情合理，有时甚至如泣如诉，很是感人。有的胜诉了，乡亲们得到补偿，请他吃饭喝酒。离开村子，上大学时，他的学生、我的叔叔伯伯们对我说，好好读书，像建庭先生那样，装它一肚子学问，为湾里做些好事。

　　建庭先生私塾出生，后教私塾，学生遍乡邻。我们父辈能读书的，很少不是他的学生的。没有直接从他读书的，也要向他“问学”，好像不是“北大”、“清华”毕业的，也要与“名师”套点近乎。建庭先生的学生中，有的考上大学，有的在县里当局长，更多的，在我们张家湾与他一起种地。他的业余爱好是捕鱼。尤其雨天，戴着斗笠，披着蓑衣，裤子卷到大腿根，背着鱼网，光腿赤脚，下河捕鱼，常将捕鱼经验传授乡人。

　　建庭先生人缘好。他家两间房，破旧不堪，遇到大雨，往往被淹。但是，外间堂屋总是坐满人，有时屋里坐不下，乡亲们自带板凳，坐到外面，连一杯开水也没有，各色人等照样那么坐着。他是地主成分，在阶级斗争时代，这些人这么坐着，不知何等居心？或许大家早已习惯，若无其事，怡然自得，希望在他那里得到精神享受。这个乡村“裴多芬俱乐部”，到他病逝才解散。

　　八八年，建庭先生辞世，享年六十四岁。我在武汉时，父亲每来，都给他带回一些古书。他去世时，父亲把我新买的《蒙学丛书》、《古文观止》，《史记》《汉书》合订本等给他殉葬。

　　到北京后，返乡不如在武汉方便，偶尔回去，有人说，博士，写个对联吧，我只能回答，不敢不敢，哪有建庭先生那两下子，长期不用毛笔，不作诗，怎敢写对联？村里亲属说，是啊，我们博士都有了，建庭先生这样的没有了。

　　有人打电话来，有找我查对典故的，有找我写状纸的，我只能回答，我不搞古书了，不熟悉那些典故，也不是律师，不会写状纸，总能听到这样的声音：“要是建庭先生活着就好了”。

　　                                               2002年6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