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大师：受愚弄和反愚弄

　　这一段，常翻回忆录。回忆录里，那些神秘的、伟岸的人物，作为凡夫俗子，好象与周围某个弟兄差不多。他们做的那些事，换一个同等级量的人，未必做不出来。

　　达尔文，进化论奠基人，马克思尊他为师，够神的。《达尔文回忆录》结尾这样说：“确实使人惊异的是象我所具有的这些中等水平的本领，竟会在某些重要问题上，对科学家们的信念，起了相当重要的影响。”他对自己的工作成绩都感到意外，“惊异”“竟”什么的。秘诀呢？“我对别人的指示，并不轻易听信，盲目遵从”，“我曾经遇见不少人，我相信，他们正是由于这种［缺乏怀疑态度］，不敢去设立试验和进行观察工作，不管这些工具具有直接或间接的益处。”他比这些人高明，在于能入能出，始受大师愚弄，后怀疑，终“成一家之言”。顾颉刚，治史学的，编撰《古史辩》，成一代大师，史学界很抬举他。他这么说：“我的学术工作，开始就是从郑樵和姚、崔两人来的。崔东壁的书启发我‘传、记’不可信，姚际恒的书则启发我不但‘传、记’不可信，连‘经’也不可信。郑樵的书则启发我做学问要融会贯通，并引起我对《诗经》的怀疑。所以我的胆子越来越大了。敢于打倒‘经’和‘传、记’中的一切偶像。我的《古史辩》的指导思想，从远的来说就是起源于郑、姚、崔三人的思想，从近的来说则是受了胡适、钱玄同二人的启发和帮助。”如果我是傅斯年，同顾老先生在北大念书、，同住一间房，我会说：“你小子那点玩艺不过尔尔，又不完全是你哥们想出来的。疑古的多的是。你不过比别人胆子大点，纠合一帮人，弄了这么一套书。”

　　从治理有所谓铁的规律的自然科学、史学的大师看，要当大师，先要被其他大师“愚弄”，再去反愚弄，自己来点真格的。这两条，缺一不可。每次参加文艺创作会、批评会、理论会，总有人说当前文艺界没有伟丈夫，出不了什么大师。这里面，原因很多。从被愚与反愚看，恐怕与被愚不够、反愚不足有关系。

　　所谓“受愚弄”，就是先接受大师教诲，把大师底细“盘点”清。孔老二的“欲速则不达”，有时还管用。现在，有些作家“受愚弄”不够，没有把大师受愚弄和反愚弄的脾气摸透。象李逵，有时想去反宋江，结果总被宋江治，治死了也没反成，为什幺？他还没彻底地了解他宋大哥。宋江多精明，想怎么治李逵，李逵都认为罪有应得，还说宋大哥宽宏大量，有君子风度。孙行者跳不过如来佛的手心。孙行者为什么治得了猪八戒，他也受过八戒的愚弄，但他摸透八戒那臭脾气，有办法治他。有些作家急于求成，恨不得一生出来就想去当大师，坐太师椅，没有认真去把握大师积累、加工、改造、创建、开拓、求新、反传统、立新局、树新典范等一系列的习性，连《高老头》、《萌芽》、《安娜•卡列尼娜》、《老人与海》、《城堡》，都不好好看，就想去造反，结果非但不如人家高明，还落入人家的陷阱中，不能自拨，只好甘认倒霉，唯人家马首是瞻。

　　当今，杂志差不多比天上的星星还多，文化机器运转得飞快。作家有名气了，自以为那几篇东西能给杂志填空，给文化机器输送点原料，结果，浮躁、急躁、粗糙、永远成不了大师的东西越写越多。其实，凭你那点名气，凭你一个人，即便用一辈子为之奋斗，也不能把那些杂志填满，把文化机器原料供足。达尔文、顾颉刚敢反《圣经》等那套上帝造人的“愚人”理论，敢打破一切经、传、记偶像，因为他们把那一套摸熟了，有本事造反。象一个功夫深、吃饱了的的武士上擂台，有可能取胜。一个只能耍几套花把式、饿得不行的人上擂台，只有败北的份儿。想成大师，就得甘点寂寞，受点愚弄，把大师的本性搞清楚。韩信忍胯下之辱的故事说明，受点愚弄，受点屈辱，搞清对象和目的，并不完全是坏事。

　　受了愚弄，摸清行情，是不是就有了反愚弄的本钱？不！有的人想被愚弄到底，一提起那些艺术大师，巴尔扎克啦，左拉啦，托尔斯泰啦，海明威、卡夫卡啦，便服得五体投地，连下笔玩那么一下的勇气都没有，好象有了“三从”才会出“四德”，不“夫唱妇随”就不能算“良家妇女”，被别人愚弄得够呛，还叫人家几声“爷爷”；被人家强奸了，还说他来劲。不是拜倒在大师的脚下，就是去模仿、抄袭，似乎不这样，就不能作为贵夫人与乃夫平起平坐，俯视四周，翘首左右，笑傲江湖。对这种人，用鲁迅话说：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再加一句，恨其不反。

　　前读《阿梨咤经》，觉得有味道。用一段在这里倒不牵强：“山水甚深，无有船桥，有人欲从此到彼岸，结筏乘之而渡。至岸讫，作此念，此筏益我，不可舍此，当担戴去。于意云何，为筏有何益？比丘曰：无益。佛言：彼人更以此筏还水中，或于岸边舍去，云何？比丘曰：有益。佛言：如是，我为汝等长夜说说筏喻法，欲使弃舍，不欲使受。若汝等知我长夜说筏喻法尚可以舍是法，况非法耶？”佛家以法正喻，说的是通达彼岸，要有取舍。我以此作喻，就是要作家把大师当条船，乘船过渡，达岸弃舟，不要总那么温情脉脉，欲抱琵琶半掩面，好象船把你置于江风微波之中，天水摇荡之间，你就可以呆那么一辈子，不朝你的目标奔走了。那是审美，不是创造。艺术创作，原无法典。即便法典，有些也可以反。拿破仑反罗马法，自己组织新铸《拿破仑法典》，英美现代法学家用归纳法反欧陆演绎法。何况，艺术原本没什么法典，法在你手中，自己怎么创造、如何反大师，也不犯法。大师的大作，有些就是反他的前大师的，却愚弄后代作家，特别对那些在艺术领域“遵纪守法”，“忠孝节义”、不敢越雷池一步的作家，非愚弄他于死地不罢休。作家不反愚弄，不按自己的创作目的奋进，就不会成为大师。克罗岱尔从给罗丹做情妇，逐步挣脱出来，自创一格，在雕塑界卓成一家。因之，反愚弄，应该作为作家创作的刺激素，核原子，衡定尺，显艺镜，必经地。

　　社会环境不同了，艺术创新成为今日文坛的集体追求。封建社会，受愚弄的人多，反愚弄的人少，奴性爬行的多，揭竿起义的少，这是封建政治的结果，也是它长期得以生存的群众基础。中国数得出来的几位冒险家，冒险程度都有限，司马迁属于游历，郑和下西洋是官派，郑成功到台湾也是官派，徐霞客属旅游，不能与哥伦布相比。几千年的中国文学史，反愚弄的作家少，受愚弄的作家多。这成为保守文艺理论的用武之地。当代中国，民主风气大异古昔，个体创造精神日益张扬，由“怕创新”变为“不怕创新”、“怕不创新”、“怕创新不足”，“受愚”与“反愚”的辩证法正集于创新。这样的时代，迟早要出大师的。甘于“受愚”，奋力“反愚”，大胆创新，给民族精神输入新的精液，功莫大焉，泽莫厚耶，意非远矣！

　　当然，受愚弄和反愚弄都是手段和过程，目的是在国际大舞台上创造高质量、鲜明特色的作品。这是另一个问题，容来日再计议！

　　                                 （原载《天津文学》198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