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无意识到泛性论（上）

　　弗洛伊德是二十世纪思想文化界的一位重要人物。他提出的无意识理论与人格学说，对传统的人是理性动物的观念给予了猛烈的冲击。弗洛伊德认为，人的意识是由无意识、前意识和意识三部分组成，人格是由本我、自我和超我三部分组成，它们之间是对应的。他的这些理论，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无论在中国二三十年代抑或现在，都产生了不小的值得重视也值得研究的影响。弗洛伊德学说象一个幽灵，一直游荡在二十世纪思想文化的领空。

　　我们这里主要讨论弗洛伊德的文艺观。由于弗洛伊德的文艺观是他的整个精神分析学的一部分，所以，在讨论弗洛伊德文艺观之前，有必要先对他的精神分析学体系进行一定评述。只有这样，才能对他的文艺观以及它给我国文艺界带来的影响和造成的后果进行实事求是的研讨和说明。

　　                                 一

　　本世纪以来，弗洛伊德学说成为世界上成千上万人感兴趣的课题。人们之所以这样，不仅仅是出于对弗洛伊德学说的好奇，而且与这种学说自身的某种独创性、某些科学内涵不无关系。

　　弗洛伊德学说的突出贡献是揭示了人的精神不仅有意识的存在，而且还有无意识(亦称潜意识)的存在。他打比方讲，如果说人的精神是一座漂浮的冰山，那么，意识部分只是显露在水平面上的小小山顶，无意识部分则是水面下的巨大冰块。他认为，从人类发展史看，人类进行有意识创造社会的历史是短暂的，而人类在茫茫黑暗中无意识的挣扎的历史则极其漫长；从个人生活看，人在黑夜里、在梦中、在各种欲望煎熬中度过的时光远远超过人的有意识劳作的时间；即使人自以为是有意识的活动，其中也有相当浓厚的无意识成分。弗洛伊德对无意识的表现作了十分充分的说明。

　　我们知道，西方文化从古希腊罗马发展到十九世纪下半叶，一直认为人是理性的动物。尤其是十七、十八世纪理性主义盛行之时，更是认为人自己只有意识，没有无意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无意识理论的出现，无疑使西方文化遭受了一次新的“屈辱”和挑战。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说象哥白尼发现“日心说”、达尔文发现“进化论”使西方文化面临两次困境一样，弗洛伊德的理论使西方文化第三次陷入危机。它迫使二十世纪以来的人重新反省自己：人究竟只是一种意识的存在，还是既有意识又有无意识的存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相信：尽管人的有意识活动是主导的，尽管人的无意识存在不象弗洛伊德夸张的那样显著，但除了意识的存在外还有无意识的存在，这确是事实。人们往往忽略弗洛伊德无意识理论中的荒谬性，而着意探索无意识存在的新大陆，这大概是人们之所以对弗洛伊德学说感兴趣的原因之一。弗洛伊德学说的复杂性就复杂在它的创见一与谬误是交织在一起的。

　　在弗洛伊德的学术生涯中，无意识理论不过是他的早期理论、一九二0年后，七十多岁的弗洛伊德修改并重新调整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在西方心理学史上又建立了人格心理学的一系列模式。他认为，整个人格由本我(Id)、自我(ego)和超我（superego)三个系统构成。本我是本来的即天生的能量，也称本能，受快乐原则支配，渴求表现，超越外界干扰，具有原始性，自发性，缺乏组织性。自我受现实原则支配，调节本我与超我的关系，具有组织性、理想性和幻想性。超我指人的道德理性，受道德原则支配，与外界联系紧密，追求至善至美，带有浓厚的社会性。这三者关系协调时，人处于和谐状态，失调时，人处于冲突状态；本我突破自我的控制，人就将产生非理性的言语和行为。因此，人必须注意控制本我的非理性冲突，从而使社会处于和平和友好的局势。

　　从弗洛伊德晚年的治学目的看，弗洛伊德大量揭示人的本能或性欲冲动不过是手段，他的目的是让人明白人自身有一些破坏社会稳定和谐的因素。为了维护人自身及其赖以生存的社会一的和谐，人必须尽量克服本能或性欲冲动，克服非理性因素。总之，他认为人必须使自己的无意识服从意识，非理性服从理性，本我服从自我达到超我。应该说，弗氏的这种治学目的并不是没有善意的，也不是有意识地推行非理性和非道德的学说。弗洛伊德私生活的严肃与道德一直都驰名西方，远非象有人想象的那样是浪荡公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非理性“肆虐”的年代，在种族歧视有增无减的时期，长期受种族虐待的犹太人弗洛伊德提出健全人格的学说，无论如何对当时社会与人的和谐都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这是人们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产生兴趣的又一原因。

　　随着时代、文化、心理科学的发展，弗洛伊德学说的影响远不如当初了。连他的学生融恩(一译荣格，容恩)等人也起而攻之，揭露弗洛伊德学说中的荒谬性与伪科学性。

　　在我们看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最大错误，是过于提高无意识及本我的地位，把它们看作人类生命和社会发展的动力与前提。列宁曾指出，真理向前再走半步，便成为谬误了。弗洛伊德把自己的发现日益扩大化，作为他整个文化思想的核心。他完全忽视人是在主、客体关系中生存和发展的事实，完全否认人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孜孜以求的是人的精神的无意识冲动和本我冲动对人类生命和社会发展的决定作用，用无意识决定论解释他所涉及的日常生活、文化艺术、生理科学等一切现象。无意识在弗洛伊德手中成了点金棒，弗洛伊德成了操作这根点金棒的点金师，点到之处，无处不存在着无意识，无处不存在着非理性，仿佛人的存在全受无意识支配，人的一切活动也都由无意识支配。

　　在这点上，他的学生融恩的批判是有力的。融恩跟随弗洛伊德长达十年，深知乃师学说之病。他曾明确指责弗洛伊德越来越极端，越来越肆无忌惮地写些完全违背历史和常识的著作。融恩企图提出个“集体无意识论”来替代弗洛伊德的“个体无意识论”，师生俩不得不分道扬镰。当然，融恩的“集体无意识论”是有缺点的。但他的叛逆从根本上表明：弗洛伊德把无意识作为一个主宰世界的新上帝的企图是反科学的，荒谬的。我们不否认人的无意识的存在与作用，但坚决反对把这种无意识夸大到推动人类和世界发展动力的程度。其实，弗洛伊德这样做，在哲学史上是一种倒行逆施。用无意识作为决定论与把数和阴阳五行中的某一方面作为决定论一样，是粗陋、虚幻的。在科学文化高度发展的二十世纪继续鼓吹这种理论，只能是对人类文化的一种逆动。

　　弗洛伊德的无意识与本我理论的核心是性意识。他把无意识作为主宰一切的“神灵”，从根本上说是推行一种泛性主义。在内涵方面，弗洛伊德把决定人类和世界发展的无意识的实际内容作为性意识。这样，性意识成了人类和世界发展的决定因素，在外延方面，弗洛伊德采用一味扩大化的方法，把性意识作为人的一切活动的核心，比如男女自由恋爱，男方之所以爱女方，是因为“恋母情结”，女方之所以爱男方，是因为“恋父情结’，如此类推，人所进行的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艺术生产都是性意识的转移与升华。在人类世界中，性意识是无时不在，无处不存的，它比空气还“空气”，人们一旦离开性意识就会死亡，人类世界就会泯灭。人以及人类之所以痛苦与苦闷，是因为性意识受压抑，人以及人类要获得幸福与自由的出路与前途，就是使性意识得到转化与升华，最终使之释放。

　　弗洛伊德这种泛性主义的内在旨归是把社会历史的人降为自然生物的人。这是完全错误的。马克思曾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页)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社会实践。如果把人的本质定义为性意识的转移、发泄与外化，抽掉其社会实践内容，那么，人与动物就没有什么两样了。弗洛伊德泛性主义理论的根本缺点正在这里：完全忽视人的社会实践性，一味追求人的生物本质。弗洛伊德的学生阿德勒用“自卑情结”或“缺陷综合感”代替他的性本能学说，他的女儿安娜·弗洛伊德等人用“自我”取替他的性本能概念。尽管后者未必全对，但他们真正看到了他这种理论的错误和缺陷。弗洛伊德自己也承认，他提出的泛性主义理论是“触犯了全世界，招惹了人们厌恶”的主要原因。因此，在弗洛伊德的思想体系中，由性意识或性本能为逻辑起点所演绎出的大量公式与结论，很多是牵强附会、张冠李戴的。他关于文艺的部分见解也属此类。对这些糟粕我们必须给予批判与抛弃。

　　                                二

　　弗洛伊德的文艺观是建立在他的精神分析学说体系的基础之上的。

　　他指出，文艺创作与人的精神构成一样，具有意识与无意识两部分。有时候，文艺创作是在意识的指引下进行的；有时候，则受着无意识的支配。他认为，过去西方人认为缪斯授与诗人以诗才，使诗人在梦中吟诗，在不自觉状态下写诗谱曲，这些都是一种无意识的创作活动。

　　弗洛伊德写道:“艺术家的创作也同梦一样，是无意识欲望在想象中的满足。”(《心理分析导言》伦敦1933年版第314页)另一方面，弗洛伊德主张，文艺作品也可以表现人的无意识(潜意识)。因为生活中的人具有无意识，所以文艺要全面地表现人，就必须表现人的无意识层面。弗洛伊德立足于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表现派文艺，.认为在这些作品中，人的无意识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弗洛伊德的上述意见不是丝毫道理也没有。文艺创作中更多的是意识指导下的创作，但也不排斥有无意识状态下的创作。偏如，德国作家茨威格曾说:“艺术家从千百次艺术创作实践中体验到，每当他放弃了意识的有意控制时，一种新的意象便会奇迹般地涌现出来，一种长期想要解决而未得解决的问题便突然得到解决。……那往往使自己注意力集中于一点的有意识思考是不能够控制艺术形式中那同时出现的众多因素的。”(见李卜曼编《当代美学》，波士顿1977年版第398页)茨威格的话有点言过其实，因为在自觉意识控制中取得成功的艺术家不在少数，但作为一个有经验的作家，他确实表述了审美体验中的一种特殊性，说明创作中无意识不仅存在而且确有一定的作用。我国作家王蒙在谈创作体会的时候，似乎也说过类似意思的话，承认创作有时是下意识的行为，表现某种无意识的小说、诗歌、戏剧等作品，也可能给人一定的新鲜感。这些至少证明：文艺作品表现人的无意识不是完全不可能的。

　　在西方文艺思想史上，象洛弗伊德这样推崇创作和作品中的无意识的人，可说绝无仅有。

　　弗洛伊德以前的康德等极少数人意识到这一点，但未能详尽阐发；他同时代的克罗齐看到了这一点，但只限于哲学的描述；他以后的融恩重新修改申述了这一点，但远不及弗洛伊德的影响大。人们常说，二十世纪的西方文论是以研究审美体验和文艺心理分析为特色，但很少有人知道：第一个开展这方面研究并产生实际广泛影响的人就是弗洛伊德。因此，有人不无道理地把弗洛伊德称作在西方现代文艺心理学发展中“醒得最早的人”。事实上，弗洛伊德的理论，对促进文艺创作上意识流手法的形成和发展，其作用比威廉·詹姆斯还要大。

　　弗洛伊德不仅在文艺创作、文艺作品中鼓吹了无意识的存在与功用，而且在文艺鉴赏方面也鼓吹无意识和性意识理论。弗洛伊德认为，人在紧张的工作中因过于受意识的控制而显得精疲力竭，要求在欣赏艺术时得到休息，恢复精神，唤起意识背后的无意识，从而使欣赏者的无意识与作品描写的无意识形成交流。在《创作家与白日梦》一文中，弗洛伊德写道：“当一个作家把他创作的剧本摆在我们面前，或者把我们所认为是他个人的白日梦告诉我们时，我们感到很大的愉快，这种愉快也许是许多因素汇集起来而产生的。作家怎样会做到这一点，这属于他内心最深处的秘密；最根本的诗歌艺术就是用一种技巧来克服我们心中的厌恶感。”(见《现代西方文论选》第147期，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这就是说，读者能从作品描写的无意识内容中获得快感，从作品形式中得到愉快和满足。

　　这种见解有一定的启发性。我们排除它的唯心主义的成分，还是可以发现某种合理的东西。长期以来，我们的文艺学只讲认识、教育、审美三大功能。由于完全否定文艺鉴赏中的无意识因素的存在，对其他功能有所忽视。事实上，象文艺创作一样，文艺鉴赏的无意识也是存在的。英国美学家李斯托威尔曾指出:“象二流电影、酒吧间、乐厅、色情明信片或色情小说的那种‘性的诱惑’(sex appeal)，也太实际，太接近于生物学需要的真实满足了，因此，不能算在美的范围内。只有当性欲的满足，以及和性欲密切结合在一起的那种种美妙的情绪的满足，纯粹是理想的，只有当我们凭借我们想象的同情的力量，分享了特累斯坦和伊索尔德那不朽的快乐，分亨了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喜悦和痛苦，分享了俄狄浦斯、曼弗雷德或沈西的悲剧性的激情；只有当我们尝到了爱情那种不可思议的温柔、甜密以及所有的辛酸痛苦，而没有把我们自己变成可怕的阿佛洛狄忒女神的牺牲品；只有这时，我们方才纯化了，提高了，才可以在美的神圣的主座面前顶礼。”(《进代美学史评述》第140一141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

　　在中外文艺史上，描写性爱和无意识的作品不计其数，其中许多优秀作品确能给人以美感，使人从中获得审美的享受。人们欣赏这类作品，并不一味寻求肉感或刺激，而是从中得到启迪和教益，净化情感，认识无意识和性意识失控的后果，使自己的思想行为朝更健康的方向发展。弗洛伊德鉴赏论的积极面应从这方面考虑。诚如C·克莱芒所说:“弗洛伊德却对美的、鉴别力的、现存社会习俗的标准平静地提出了异议。他用情感效果来换美，或者更准确地说，他的理解是观察艺术作品的效果不能和感知艺术作品的主体隔开：这种无疑具有决定意义的透视易位在任何美学和评价性的分析中都是应加以考虑的。”(C.克莱芒等著《马克思主义对心理分析学说的批评》中译本第58页，商务印书馆l985年版)

　　在我国现、当代文学史和文论史上，弗洛伊德的上述文艺观带来过一定的有益影响。日本文艺理论家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基本上倾向弗洛伊德的无意识论。鲁迅在汉译本“引言”中有分寸地肯定了厨川白村的论点。他说：“作者根据伯格森一流的哲学，以进行不息的生命力为人类生活的根本，又从弗罗特(即弗洛伊德—引者注)一流的科学，寻出生命力的根抵来，即用以解释文艺，——尤其是小说。……这在目下同类的群书中，殆可以说，既异于科学家似的专断和哲学家似的玄虚，而且也并无一般文学论者的繁碎，作者自己就很有独创力的。于是此书也就成为一种创作，而对于文艺，即多有独到的见解和深切的会心。”(《鲁迅全集》第10卷第23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不仅如此，鲁迅在创作《补天》时自觉运用弗洛伊德理论，他说：写这篇“是很认真的，虽然也不过取了弗罗特说，来解释创造——人和文学——的缘起”。(《故事新编·序言》)郭沫若承认弗洛伊德释梦理论对他写《残春》起过作用：“我那篇《残春》的着力点并不是注重在事实的进行，我是在注意心理的描写。我描写的心理是潜在意识的一种流动……若对于精神分析学或梦的心理稍有研究的人看来，他必定可以看出一种作用，可以说出另外的一番意见。”(《批评与梦》)至于施蛰存等人，更是自觉运用弗洛伊德学说进行创作，比如施蛰存写小说《石秀》时，把《水浒》关于石秀计杀潘巧云的故事用精神分析学加以改造，写《鸠摩罗什》表现性欲与苦行的冲突，等等。钱钟书近年写的《诗可以怨》，提出弗洛伊德可以与钟嵘对话，就是说他们都主张诗歌有时可以表现痛苦，诗人创作有时是在实际生活中得不到满足，退而创造文艺，“借幻想来过瘾”。(见《比较文学论文集》第3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所有这些表明：弗洛伊德文艺观对我国二十世纪文学拓展心理描写，丰富文艺创作，提高文学界研究水平方面产生过一定的作用。我们应当采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态度，采取一分为二的正确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