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拉萨尔的悲剧理论

　　十九世纪德国的悲剧理论，达到了世界悲剧理论史的最高峰。最引人瞩目的是黑格尔特别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悲剧理论。介乎这二者之间的，拉萨尔的《关于悲剧理念的手稿》也是不可忽视的。它直接来源于黑格尔的理论，又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评论的主要对象，亦是导致马克思主义悲剧理论产生的重要因素。换句话说，如果没有拉萨尔的悲剧和悲剧理论，马克思主义悲剧理论很有可能得不到那样系统那样集中的说明。拉萨尔写的悲剧理论是艰涩难懂的，但通观全篇，细致揣摸，也无外乎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提出悲剧理论；一是阐述造成悲剧及其冲突的原因；一是论证悲剧创作原则。实质上，它是全面论述他的悲剧理论。对于它的功过是非，我们必须给予历史的具体的分析和评价。

　　                                  一

　　拉萨尔提出的悲剧理念，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观念的无限的目的和妥协的有限的狡智之间的辩证矛盾的现实的解决。”（1）这句话是给悲剧下的定义，是他悲剧理论的核心，也是他籍以衡量一切悲剧的准绳。这一观点是在按从黑格尔的悲剧理念中脱胎而来的。

　　拉萨尔曾一再表白，他是黑格尔的信徒，他写《手稿》“必须要符合所谓黑格尔的精神”。（2）黑格尔的思想体系是客观唯心主义，但其内容却充满着辩证法。就其辩证法来说，他是以“一分为二”开始的。他在美学史上第一次提出悲剧的形成是冲突的结果。这种冲突必须来自具有普遍意义的重大力量之间的冲突，它所导致的结局是必然的、合乎规律的。他也认识到目的与手段的矛盾是这种冲突的一个形式。他说：“悲剧人物所定下的目的，单就它本身来看，尽管是有理可说的，但是他们要达到这种目标，却只能通过起损害作用的片面性引起矛盾的悲剧方式。”（3）但是，他认为这种冲突是一种破坏，因此它不能长此下去，必须和解，即矛盾的调和，“永恒的正义”得以胜利。拉萨尔的定义与黑格尔的观点进行比较的话，不难发现，它们何其相似乃尔。有人说，拉萨尔只吸取了黑格尔的保守成分，后来吸收先进成分。这是不妥的。

　　事实上，拉萨尔比较全面地吸收了黑格尔的悲剧理论，既有唯心的部分，也有辩证的成分。他所说的“观念的无限的目的和妥协的有限的狡智之间的辩证矛盾”本身，已经具有了冲突，而且是辩证的冲突。与黑格尔不同的是，他把冲突限制得相当狭窄，仅仅作为目的与手段的冲突，即悲剧主人公在所要达到的目的与实现这个目的所采取的手段成存在的矛盾。他认为，悲剧主人公之所以失败，主要是因为这种矛盾产生的。人要实现自己的目的，必须采取相应的手段；而一旦采取的手段与目的相悖，必然要失败。革命的悲剧之所以产生，在于革命领袖施行错误的措施。除此以外，别无其它。济金根之所以失败，在于他在实现目的的方法上采用狡诈的手段。他本来是为了统一德意志而战，完全可以用公开的直接的方式向皇帝和诸侯挑战，然而他却说他向一个诸侯宣战是为了金钱争吵，给人造成骑士内讧的假象，并以此欺骗敌人，结果他的这种“狡智”或手段没有得逞，反而因为这种狡智迷惑了朋友，使自己走向灭亡。目的与手段之间的矛盾冲突，是导致悲剧的关键。这是拉萨尔悲剧定义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拉萨尔强调这种矛盾的“现实的解决”。这种“现实的解决”是悲剧性的，不是以胜利结束，而是以失败告终，即主人公的失败或死亡。实际上，这种解决是没有解决也不可能解决的。这是黑格尔的“悲剧和解说”的表现。为了证明自己的论点，拉萨尔从正面提出解决目的与手段之间的矛盾的办法，那就是把劳动保险的狂热—“作为对观念的全能的直接的确信”—与错综复杂的现实联系起来，充分认识用有限的手段对付瞬息万变的现实的困难，从而深入到现实中去，使狂热借助手段转为有效的行动，而进一步把狂热贯彻到底，让它支配一切，而不是被一切所支配，如果狂热同有限的事物搅在一起，并从属于它，那么，它决不能实现无限的目的。因为放弃正式的原则，即观念的无限性，而委身于自己的对立面，即有限性本身，狂热必定会遭到毁灭，所以，狂热必须永远利用手段，无限性必须战胜有限性。不过，拉萨尔认为，这种解决矛盾的方法恰恰是悲剧主人公不具备的。他说：“在构成革命的力量和狂热的观念与表现十分狡智的有限的理性之间，看起来似乎存在着某种不可解决的矛盾。”显而易见，这种不可能解决的“解决”就是彻底的垮台。济金根就是这样“解决”的。

　　应该承认，拉萨尔的这种悲剧理念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它正像我们能够承认黑格尔的悲剧理论具有“合理的内核”一样。客观地说，如果我们从这个定义本身看，它对我们深入地总结悲剧艺术规律有一定的启发作用。它至少从一个侧面找到部分悲剧作品所存在的一个特点。的确，有些悲剧的主人公之所以产生悲剧性的结局，如果仅仅从主观上找原因的话，与他在目的与手段方面存在着不可解决的矛盾是有一定联系的。哈姆莱特的目的是明确的正当的，然而他采取的手段却是犹疑的错误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不能不说是失败的一个原因。拉萨尔是德国美学史和文学史上第一个把悲剧理论与创作结合起来的作者。他以前的席勒有创作而无这样比较系统的理论，黑格尔有理论而没有创作实践。拉萨尔的这一理论指导他写出了比当时别人的戏剧略高一筹的《济金根》。这说明它具有一定的实践指导意义。

　　但是，拉萨尔的旨意远不仅仅在此。他认为这个定义概括了所有悲剧的特质。他所说的矛盾是一切行动的性质所固有的深刻的辩证的矛盾。《手稿》中还说：“遭受失败的大多数革命—任何真正的历史专家都应该同意这一点—都是碰到这种狡智而垮台的。”这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导致革命失败的原因是很多的，其中主要的是社会历史发展的运动规律之所然，而不是哪一个人的主观臆想的结果，所以，把革命失败只是归于某个人的狡智是谎谬的。每个时代的悲剧作品都是各自所属的时代社会生活和现实矜持的反映，对这不同时代的悲剧艺术的特点的总结，必须从社会时代出发来寻求答案，而不是假想一个定义去到所有作品中找例证。当然，我们承认整个悲剧艺术有其质的固定性，但这必须从具体作品的研究出发，而拉萨尔则与之相反，因此，他必然会得到这样的结论。从这些可以看出；拉萨尔的这一悲剧理念是唯心主义的。拉萨尔之所以写这个悲剧并申述自己的悲剧理论，是有他的目的的。他是想通过剧本的方式，把他对德国六月革命失败原因的总结告诉广大民众。他总结革命失败的原因是：当时革命的目的是明确的，但是没有采取与之相适应的革命手段，这样革命必然失败。这说明：拉萨尔创作的《济金根》的思想来自他的悲剧理念；而他的悲剧理念来自他对革命运动的机会主义的解释；而这种解释又来自他唯心主义的哲学思想。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研究问题的出发点与他是根本不同的。他们说：“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我们还可以揭示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声的发展。”（4）他们研究悲剧也是从社会历史的角度进行的。他们针对拉萨尔的悲剧理念，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即“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5）这就把悲剧理论安置在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与拉萨尔的唯心主义理论划清了界限。马克思主义的悲剧理论无论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远远超过黑格尔，更是拉萨尔所不及的。它从根本上使悲剧理论成为无产阶级的科学。而拉萨尔的悲剧理念虽有合理的因素，而最终却没有从黑格尔唯心主义理论里越雷池一步，他只不过把黑格尔悲剧理论中的一个方面意思根据自己的需要抽出来再具体化，概括为悲剧的定义而已。

　　                                  二

　　如果说拉萨尔在悲剧理念上只是因袭黑格尔的理论，那么在对形成悲剧冲突及其结局的根源方面则有点自己的见解。他认为，造成悲剧性的冲突与结局的原因不仅属于悲剧主人公“智力的过失”，而且还有他“伦理的过失”，它们是一致的、统一的，就伦理的过失来说，有些还包括主人公活动时的实践的过失的因素。拉萨尔的这点小小的进步当然还是沿着亚里士多德，确切地说，主要是沿着黑格尔的轨迹前进的结果。

　　拉萨尔自己也不讳言，他直接地接受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的影响。《手稿》中，他提出亚里士多德的“大错”。亚里士多德的“过失说”包括两方面，一是道义的；一是智力的，即判断不明，不知而犯。亚里士多德主要倾向是后者。他说：悲剧人物“不应由逆境转入顺境，而应相反，由顺境转入逆境，其原因不在于他们为非作恶，而在于他们看事不明，犯了大错误。”（6）黑格尔反对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体系，而且也不同意亚里士多德关于悲剧的定义（7），但是在“过失说”方面却有一致的地方。即他们都是在主人公的主观意识上找悲剧和悲剧冲突的原因。黑格尔所认为的伦理是“意志和实行的精神实体”。他认为，在戏剧特别在悲剧里，伦理力量具有很大的普遍力量，而这种力量如果表现为一种目的并转化为行动，就与人物行为所依循的准则产生矛盾，它们各执一端，相互排斥，于是产生了不可避免的矛盾冲突。“在这样一种冲突里，对立的双方就它们自身而言都是合理的，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双方只能把自己的目的和性格的肯定的内容，作为对另一个同样合理的力量的一种否定和损害而实现出来，因此，就它们的伦理意义而言和通过这种伦理意义来看，它们又是有罪过的。”（8）这是黑格尔所谓伦理的错误的一个集中的说明。拉萨尔在《手段》中继承并发展他们的这种理论。

　　首先，拉萨尔认为产生悲剧冲突的原因既是有“智力的过失”，又是“伦理的过失”，它们具有一致性和统一性。这样就把亚里士多德所倾向的“智力过失说”和黑格尔所阐述的“伦理的过失”结合在一起。他认为，“最深刻的、智力的、内在必然的，因而永久的思想的辩证法”，其本身就是深刻的悲剧的动因；而这种智力的过失，就等于伦理的过失。因为，（一）就思想原则来说，那些以为具有高于现存制度的思想，并想推翻从而用自己的原则取代现存制度的人，必须在精神上或思想上高于现在制度。如果他的思想原则达不到这个程度，必定会导致悲剧性的冲突。智力属个人的，伦理却具有普遍意义，而在推翻和取代现存制度的思想原则上，是一致的。这当然既有智力又有伦理的因素。（二）就其性质来说，智力的过失主要具有伦理的性质。智力的过失主要是对伦理观念和它自在和自为的无限力量缺乏信心，对丑恶的有限的手段过分信任，对革命所需要的理想缺乏足够的信心和完全坦率的态度。而这些内容的性质正是伦理的过失所具有的性质。由这方面的过失所引起的冲突以及悲剧性的结局，当然是智力的又是伦理的。济金根的冲突与失败，就是这样造成的。因为他个人有对全民有重大意义的统一德国的宏伟抱负，有推翻现存制度的思想和原则，但他对他的外交手段过于相信，也不能公开地把革命的目的告诉人们，所以他必然引起诸侯的反对并与他们冲突，最后归于失败。产生冲突和失败的原因就在于智力的过失和伦理的过失。智力的过失和伦理的过失是相对的、辩证的，然而又是统一的，智力的过失包含伦理的性质，伦理的过失具有智力的过失的内容。这是拉萨尔对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过失说”的综合。

　　其次，也是值得注意的是，拉萨尔在论述伦理的过失与道德的过失的区别的过程中，露出实践的光点。他说：“道德的过失仅仅和个别主体及其内部世界相联系，而伦理的过失却完全包括在客观的和相对正当的思想和思想立场的实践和实现中。但是这种客观的和相对正当的思想和思想立场，如果不能战胜自己的辩证的对立面，那末无论在观念现实世界或现实世界中都会破坏和谐，因而在理论上是片面的，在实践中是有过失的。”这段话包含三点意见：（一）道德的过失与伦理的过失是有区别的，前者主要是主观的意识的，后者则具有客观的和实践的因素；（二）要付诸实践的思想必须能战胜自己的对立面；（三）造成悲剧和悲剧冲突的原因包括“实践的过失”。从这里面可以看到：实践的过失与伦理的过失是种属关系，即伦理的过失包括在实践的过失之中。紧接着，拉萨尔说：“其实，济金根由于意识到这种过失并转而采取赎罪的行为，所以才在第五幕中摆脱他的智力的过失和伦理的过失”。这段话与上面的一段话是有些矛盾的，既然伦理的过失包括在实践的过失之中，那么这里又怎么出现了这种并列的关系呢？不过，从中又可露出一点消息，即伦理的过失与实践的过失的关系是复杂的。当然，它是可以包括在实践的过失之中，甚至在实践的过失中占有独立的地位的。济金根意识到并摆脱伦理与智力的过程，为了挽救实践的过失，就到后来“抛弃了自己的外交的疑虑和计谋，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押在宝剑的锋刃上”，不过，这已经晚了，败局已不可收拾。由于拉萨尔常常在概念上兜圈子,也是因为他唯心主义的痼疾，所以，他不可能按此逻辑，根据悲剧发展的历史事实，明确地得出这样的结论：产生悲剧的原因既是智力的过失，又是实践的过失（其中包括伦理的过失），即主客观的因素都有，它们是辩证的统一，他更不可能从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分析实践的过失。这只有马克思主义悲剧理论的产生，才作出确切的解释。但是，他毕竟认识到悲剧冲突和结局产生的原因还具有实践的过失的因素。这是对黑格尔“过失说”的一种发展。

　　如何评价拉萨尔所阐述的所谓智力的过失、伦理的过失和实践的过失呢？这仍然必须从两方面看。一方面，我们肯定这种认识具有一些正确的因素。它试图从主观再从主观伸向实践的角度去探讨悲剧的冲突和结局的原因，具有实践的因素。从这点看，它又是对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的“过失说”的继承和发展。综合、思考进而提出自己的见解，从思想史的角度理解，是有一定意义的。我们之所以把拉萨尔的有关实践的那点思想提出来，也是想说明长期有大脑皮层内面打圈子的德国古典美学要接触实践是多么的不容易。在研究悲剧的漫长历史里，人们之所以那样重视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的悲剧理论，很大程度上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尽管他们的悲剧理论在他们整个美学体系中并不占有显耀的位置。马克思主义实践美学（包括悲剧理论）的建立，正是多方面吸收这方面的合理成分而进行彻底更新的结果。另一方面，我们必须认识到它的出发点和归属还是唯心主义的，他所说智力的过失和伦理的过失等等，仍然“是以永恒的和必然的客观思想冲突为基础的过失”，仍然是从人的主观思想出发的。他说“济金根的灭亡是由于自己的错误”，即个人判断的、道义的和实践的失误，而不是社会的原因，不是他作为骑士阶级的代表像唐·吉诃德斗风车那样来对抗现存制度的历史性的错误。与之相反，恩格斯提出：“据我看来，悲剧的因素正是在于：同农民结成联盟这个基本是不可能的；因此贵族的政策必然是无足轻重的；当贵族想取得国民运动的领导权的时候，国民大众即农民，就起来反对他们的领导，于是他们就不可避免地要垮台。”（9）这是站在历史的社会发展的立场上认识的，无疑是科学的。更何况，拉萨尔的悲剧理念从根本上是错误的，对其理念中冲突与结局的解释与悲剧观念本身具有一致性，因而也是具有唯心主义毛病。在这一点上，拉萨尔也像他的其它某些理论一样，虽有从黑格尔的体系中走出来的某种企图，但终于憋死在黑格尔那庞大的躯壳里。

　　                                三

　　拉萨尔受黑格尔的影响不仅表现在他的关于悲剧观念和悲剧及其冲突的原因的分析中，而且还体现在他的所谓悲剧创作的原则里。所不同的，拉萨尔毕竟不只是悲剧研究者，还是个创作家，有些实践感受和创作经验。因此，从总的精神上，他的悲剧创作原则与黑格尔是一致的，而在对不同问题的分析却谈得比黑格尔具体和细致。拉萨尔的悲剧创作原则，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即多方面地表现英雄人物。

　　这一总的创作原则是直接效法黑格尔的。黑格尔认为，绝对理念的运动是不断的和发展的，其本身就是概念的自我发展；历史的发展亦是不断的并变化着的，而其创造者正是绝对理念的体现者；艺术作品必须表现这些有意识创造世界的伟人的高远的旨趣；而应该赞扬这些伟大人物“本身具有丰富内容意蕴和美学品质”（10），喜剧则只不过讽刺那些下贱的穷苦人固有的僻好（如贪婪吝啬等）和习俗罢了。那么，悲剧应该怎样表现英雄人物呢？黑格尔认为，悲剧应该通过苦思冥想，构思出多层次的多环节的场境与冲突，表现他们人道的有力量的符合绝对精神的东西，显现他们真正的内心的深处。不仅如此，而且还应该写出“完全是按照原则所应该做到而且能够做到的那样的人物”（11）。这里所说的悲剧要表现的按原则去做的人物，实际上是对悲剧创作的一种规范，也是为创作者制定一个框框，即只能从这里出发进行写作。黑格尔的美学是富于现实性的，然而在论表现人物方面，他主要要求作者不从客观的现实出发而从先验的概念出发，体现出“绝对精神”，这种观念贯穿在他的整个历史哲学的系统中。对黑格尔的这些理论，拉萨尔当然要全部“拿来”并安置在自己的悲剧理论之中。

　　他认为，悲剧必须写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因为只有他们，才能推动和创造历史，所以作为使人产于崇高情感的悲剧作品，要写历史的创造者。英雄人物是“人类的精灵”，人民群众不过是盲目的跟随，特别是农民那更是反动的。他说：像济金根这样的人“从头到尾是一个比较强有力的、在政治上有远见的现实主义的英雄。他预见到事实的发展，即是，预见到由于单单获得了胡登认为必须首先拯救的宗教自由而发生的事变，曾经怎样发展和应该怎样发展。”这是符合他的悲剧理念的。只有这样的人，才具有长远的目的。一般的群众“他们关心的只是极端的、整个的、直接的东西”，其中农民要求贵族的只是消灭他们滥用职权的现象，而不是摧毁制度本身，农民战争“归根到底甚至是极端反动的，其反动性毫不亚于历史上（不是我的）济金根和历史上的贵族党派”，（12）一句话，群众（包括农民）是不能作为悲剧主人公的，只有在群众之上的伟大的英雄才能如此。正因为这样，所以他才认为济金根在社会发展的变革中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革命本身的成败，关键在于济金根这类英雄上。

　　为了充分地表现英雄人物，拉萨尔认为，悲剧应该把主人公理想化，让他站在时代和历史的最前列，具有时代精神。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他进行批评，指出应从历史真实出发描写人物。拉萨尔大不以为然，反而辩道；“难道诗人没有权利把自己的主人公理想化，并赋予他更塞满的意识吗？”（13）他所说的“更完满的意识”实际上是他杜撰的思想。为了对这种杜撰有所限制，拉萨尔提出两条界说，一是“他不能把那些超出主人公所生活的整个时代的界限的观点加在主人公身上”；二是“必须使主人公不致在他事实的发展的任何阶段上同这些观点发生矛盾”（14），表面看来，这似乎有些道理。但从他的整个悲剧理念看来，这不过是个幌子。因为悲剧主人公要具有无限的目的，就必须站在历史的最高峰，如果历史上他不是这样，作者必须把他升华到这个高度，否则就不是悲剧。在给马恩的长信中，他不厌其烦地说了近十个“我有权利赋予”主人公最高精神，目的也在于此。虽然，拉萨尔反复强调：“在戏剧中我们要表现的并不是批判的哲学真理，而是美的幻觉和逼真的印象”，（15）但是，他却阉割了历史悲剧真与美的关系，为了所谓的美，可以丢掉真，忘记了真是美的基础。在美与真之间，如果把中心环节典型化理解成理想化从而任意拔高，历史悲剧就会失败，这是一条规律。拉萨尔正是基于以上的错误思想，所以他把时代的最高精神塞给济金根，他说：“我赋予了他一些最革命的目的，把他描绘成了这样一个人：如果他战胜了并活下来的话，他就会达到革命的实际胜利所指示给他的一切进一步的革命的结论。”（16）显然这是为了“席勒式”而丢掉“莎士比亚化”。

　　不仅如此，拉萨尔还认为，悲剧必须通过比较和映衬的形式从而达到树立英雄形象的目的。比较和映衬，作为表现人物的一种手段，当然无可厚非，拉萨尔认识到这一点，是从他的创作实践中得来的。拉萨尔有一名名言：“只有现实主义的睿智才能克服现实主义的狡智。”从字面上看，这也有可取之处。在同一环境中用比较方法突出主人公，在文学史的很多作品中具有这种方式。问题是他把这种方式绝对化机械化。他说：“原来我想把他们描写成这样的一伙：他们只是受弗朗茨一个人的拨弄，机械地受他一个人的支配，好像傀儡一样说向前就向前，说向后就向后，受他的利用而不知道他心里的目的。”（17）如果他真这样突出主人公的形象，那只能使主人公成为一个机器人，而其他人就是这个机械大操纵的木偶，悲剧不过是闹剧则已。拉萨尔是要求主人公有目的有手段的，而作为陪衬人那当然不是缺此就是少彼，通过这样一些人从而烘托出主人公的伟大与崇高。在《济金根》中，胡登具有深邃的思想和远大的目标，老巴尔塔扎尔具有长远的打算和处理当时军政工作的措施，但他们都没有像济金根那样大的气魄和具体切实的战略布置与实践行为，远逊于济金根。有这样深思远虑的人作比较，比他们高得多的济金根的形象当然就高大完善了。

　　拉萨尔之所以这样强调悲剧主人公只能是英雄，与他对1848年至1849年的德国革命失败原因的总结和对统一德国的方法的思考有密切关系。他一向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社会共和国的坚决拥护者，但他的立场却不是社会主义的。正如马克思所说的：“1859年这一年他完全属于普鲁士自由资产阶级政党。”（18）正因为他立足在普鲁士自由资产阶级政党的立场上，所以他认为统一德意志的道路只能是通过普选权而争取，而不能依靠无产阶级专政和人民人民的暴力来争取。而通过争取普选权的道路，只能投靠当时的“铁血宰相”俾斯麦，歌颂济金根的目的，与其说是为总结革命失败的教训，不如说他在寻找和颂扬具有济金根的思想和手腕的当时的俾斯麦之流的英雄。明确了这一点，再去看他在1863年5月12日，即在全德工人联合会成立前十一天，去谒见俾斯麦并与之长谈，就能看出他的思想发展轨迹和历史的必然性了。可以说，拉萨尔写《济金根》，不仅仅是为了表现他的悲剧观念，也不仅仅是对1848年至1849年德国革命失败原因的思考和总结，而是在寻求像济金根这样的英雄人物来统一德国。当然，他是不希望像济金根那样的失败。同时，也通过对济金根失败的描述，以古鉴今，启迪今天的英雄不要重蹈旧辙。他所说的“我的目的是想写出一个出类拔萃的正式的革命观念的悲剧”决不是他的目的的全部，而只是其中看起来很清楚的一个方面。他的良苦用心远不仅仅在此，而是如前所述的彼岸世界。与之恰好相反，使人们不得不折服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认识拉萨尔的思想所在，虽然他们当时对他还是朋友似的批评，但思想上已有明确的界限。他们强调农民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反对拉萨尔的资产阶段的学说，正是从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解放和从认识到德意志统一的真正正确的途径出发的。由此看来，拉萨尔像黑格尔一样，并不是为理论而理论，他也不是为创作而创作，而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

　　通过上述分析和叙述，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一）拉萨尔的悲剧理念明显受了黑格尔的影响，其出发点和归宿是唯心主义的；（二）他的悲剧理念直接指导他的创作，或者说，他的《济金根》是他唯心主义悲剧理念的直接体现物，他的济金根与历史上的济金根是脱节的；（三）他的悲剧理论本身还有一定的合理性、创造性与具体性，在从黑格尔到马克思主义悲剧理论产生之间起了一个过渡作用，至少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悲剧理论产生提供了一个明确的评论对象；（四）他提出悲剧理论的目的是为了总结当时德国革命失败的原因和寻求并称赞将通过普选方式统一德国的伟人，实质上是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的。一句话，他的理论虽包含着些“合理的内核”，但根本上是错误的。在十九世纪的德国美学中，像拉萨尔这样的悲剧理论还有不少，比如叔本华的《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尼采的《悲剧的诞生》，我们必须对它们进行历史的科学的分析与评价，剔除其糟粕，使其精华帮助我们进一步地理解和研究悲剧艺术的特质，丰富我们的悲剧美学宝库。

　　                                              （原文发表于1982年11月）

　　（1）拉萨尔《关于悲剧理念的手稿》。（以下未注明出处者均出此文）

　　（2）拉萨尔《致卡尔·马克思的信》，1859年3月6日。

　　（3）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册第287页。

　　（4）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30页。

　　（5）恩格斯《致拉萨尔》1859年5月18日，同上书第四卷第346页。

　　（6）亚里士多德《诗学》，《文艺理论译丛》第二辑第15页。

    （7）黑格尔说亚里士多德的悲剧定义：“这是最肤浅的一种看法。”见《美学》第三卷下册第288页。

　　（8）黑格尔《美学》，转引自汝信、夏森《西方美学史论丛》第159页。

　　（9）恩格斯《致拉萨尔》，《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346页。

　　（10）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册第288页。

　　（11）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册第284页。

　　（12）拉萨尔《给马克思恩格斯的信》，《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一）第68页。

　　（13）拉萨尔《给马克思恩格斯的信》，《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一）第57页。

　　（14）拉萨尔《给马克思恩格斯的信》，《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一）第57页。

　　（15）拉萨尔《给马克思恩格斯的信》，《马克思恩格斯文艺》（一）第47页。

　　（16）同上。

　　（17）拉萨尔《给马克思恩格斯的信》，《马克思恩格斯文艺》（一）第64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3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