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斯及其《审美经验与文学阐释学》

　　作为接受美学的首倡者之一，姚斯在欧美是很有名气的。他的《试论接受美学》一书，已成为接受美学的扛鼎之作。他在接受美学上的主要贡献是提出接受美学的纲领性论文：《向文学史挑战的文论》；侧重于接受文学史的理论建设和研究。其实，接受美学的许多理论的阐释是由他的朋友，康斯坦茨学派的另一个文论家伊塞尔完成的，姚斯只是提出，未作系统的透彻的研究。姚斯的长处是：不断开拓新领域，朝文论研究的新学科和高层次迈进。

　　他的《审美经验与文学阐释学》就是在他的这种求新意识指导下的产物。与他的《试论接受美学》一书一样，这部书实际也是一本论文集，其中收的五篇文章都发表过，有的还是讲演稿；并且都集中讨论读者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姚斯融汇了新近的哲学、美学、文艺学成果，拓展乃至发挥了《试论接受美学》中的许多思想，这本书仍是接受美学和文艺阐释学发展史上的重要的经典性文献，也是从这两门新学科研究西方文学所进行的可贵探索的结晶。

　　在审美经验方面，姚斯提出了三重性的问题。以前关于审美经验的研究已经很深了。波兰美学史家Wladyslaw Tatarkiewiez写的《六概念史》（A history of six Ideas）中专门叙述了从柏拉图、亚理士多德以来的八种关于审美经验的理论，这八种为：最简单论、快乐论、认识论体、幻想论、移情论、静观论、静观论的必然结果、舒适论。姚斯从对史的提炼和自己的思考中，认为以前的每种理论过于单一，不能把握作为本世纪美学中心范畴之一的审美经验的意义，必须进一步研究。姚斯研究的结果是：审美经验有三重意义，即诗的、审美的和净化的意义。诗是审美经验的生产活动，审美是审美经验的接受，净化是审美经验的交流功能。《序论》中说：“关于审美实践问题，关于用诗、审美、净化这三项基本功能对审美实践进行历史的解释问题，关于这三项功能特有的基本态度即审美享受问题，以及审美经验与日常生活中其他感性领域的经验的界限关系问题，这些大概是这本书的主要探讨对象。”姚斯总是注意在交流渗透中研究这三种关系。他不仅看到了马克思研究的生产与消费的关系，而且还重视了用分配与交换作为这两者中介的理论，同时，他还强调互渗活动（Interaktion）的本原价值。在这些基础上，他论述技术、交往与世界图景这三位一体的平衡性。具体到审美经验的三功能或三重性上来，这就是他说的：“作为诗艺的技术，作为净化的交往和作为审美的世界图景在审美活动中变得一目了然了；艺术通过摆脱控制关系的历史而主张人类行为的独立自主性。倘若人类行为的上述三种功能的效果在这种审美经验活动中，在这种艺术的经验中表现出来了，那么，上述企图是不难实现的。”由此可见，姚斯是把人类的技术、交往、世界图景等，作为诗、审美经验、净化的理论基础，又把诗、审美经验、净化的交流融汇作为实现人类的三种行为方式或构成的目的的手段。

　　在文学阐释学方面，姚斯提倡从问——答模式中阐释文学。所谓问——答模式，本是加达默尔的哲学阐释学所提出的一种模式，认为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必须从与世界的交流中进行，缺乏交流的认识是靠不住的、不科学的，至少不如有交流的认识那么精妙，这种交流的具体形式就是问——答模式。姚斯对加达默尔的这套理论是心领神会的，他不止一次地说：“加达默尔的阐释学经验理论以及在人本主义中心概念历史上的历史说明，他的在效果史中去认识所有历史理解的入门口这一原则，他的‘水准融合（一译为视域融合）的控制性过程所作的阐述，无疑都是我的方法上的前提，没有这一前提，我的研究便不可设想了。”现代哲学、美学的阐释学大师是加达默尔，姚斯对他如此推崇，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姚斯不只是“拿来”分子，更是一个破坏者和建设者。他在文学阐释学方面有几个主要方面不同意加达默尔的理论。首先，他不同意加达默尔用古典作品解释古典作品的做法，认为加达默尔的这种做法仍有解经学的古典意味，不是建立在此时此刻的读者对过去作品的接受的阐释的基础上来理解作品的。他说：“古典作品的这么一种原始材料优越性应该如何与意义具体化的不断发展变化原则相一致呢？‘一直把原始材料同当代时代联系起来’的原始问题，它的‘意义的同一性，又该如何与理解在解释学运用中的创造结合起来呢？”很明显，姚斯是在用加达默尔后面的话诘难前面的话，他自己无疑是立足后者而面对作品即原始材料的，因为这样，读者可以在审美经验的接受中完成与作品的交流建构的任务。其次，他不同意加达默关于对“审美意识的抽象”所作的批判。这个命题涉及到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的许多问题，如詹姆斯《政治无意识》、马尔库塞的《审美之维》，本杰明的《艺术品》、阿多诺的《美学理论》等著作中关于文化、艺术与商品广告化的讨论。姚斯不同意加达默尔的那种说法，实质上是与以上诸家商兑，体现出他对当代文化和艺术的看法。姚斯认为，加达默尔的批判“尽管是针对十九世纪审美教育的衰落形式，但仍然没有阐明文化（审美的无差异）与想象的博物馆（审美的区分）这历史性的两极之间的审美经验的功效。此其一。其二，“问与答这种反杭功能既隐藏在小说文学的秘密路径中，也行进在文学过程的康庄大道——神话接受上；正如安菲特律翁（希腊神话中赫拉克勒斯名义上的父亲——引者注）故事所讲的那样，神话接受能把一切‘原始材料的优越性’远远抛在后面，能作为解放的车轮与哲学思辨相竞争。”这说明，姚斯对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和艺术的看法是冷静的、有分析的、对问——答的抽象性和审美经验展示的特殊的抽象性并不一味反对。但是，他把神话接受看得过重了，以至于不能全面展开审美经验中的接受的全部丰富性和深刻性。

　　姚斯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是对作品的主人公（Hero）进行了研究，有两章专门讨论作品主人公的问题。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讨论与作品主人公同一化的交流行为模式的规定性”，把握文学接受情感过程和审美态度的交流问题。这里介绍一个有趣的鉴别主人公的相互影响的类型表：

　　表中，对主人公的各种情况与读者交流中各种接受控制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正负效应都有清晰的说明。姚斯既是个文论家，也是个文学史家，因此，他能从作品中总结出一些模式来扩充他的接受、阐释理论。

　　最后，我还想提一下，姚斯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研究文艺的情况。这种方法也是本书第五章所采用的方法。佛克玛夫妇写的《二十世纪文学理论》最后一章展望未来的时候专门介绍姚斯的这种方法。姚斯想原有的观念在社会学上得到完满发展，在阐释学上得到深入而详尽的论述。他的这种做法，得到了佛克玛夫妇的大为赞许，《二十世纪文学理论》中说：“把知识社会学引进文学研究的范畴，实在是一个很有眼光的建议；依我们看，这要比提倡文学的社会学研究显得更有意义，因为后者的研究基础与界限至今还弄不清楚。此外，要联结接受理论与符号学之间的关系，知识社会学可成为一座桥梁。知识怎样透过语言而分布于社会，日常的生活经验又为何分类，这是符号学和接受理论关心的问题。对于一个身临其境的人来说，日常生活时而亲切时而陌生，源于知识的特殊分布。”因此，在世界文艺学发展走向中，用知识社会学研究文艺学应成为一种趋势。姚斯对抒情诗的研究尤多，而用知识社会学研究抒情诗的成分也相当重。但这毕竟还处于探索阶段。如果未来世纪的文艺学研究真正系统地使用知识社会学，那么，佛克玛夫妇的预测眼光是明亮的，姚斯的这一开拓更会闪放出学术光彩。

                                      （原文刊于《文艺研究》1987年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