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母、痞子及其毁灭与超越

　　九十年代，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联袂掀起的狂波巨浪，当地这股老人家和现代人生的深度世界，冲刷着文艺作家以新的视角及其境遇审视、裁判、展露人性中的优点和劣根。此间的小说写作，与其说是一种传统题材的延伸和扩展；不如说是一种以其九十年代之视界及其技术对人生的参与和昭示，一种不管对象期待与否、接受与否、品评如何、效益怎样的参与和昭示，一种非逼使读者留下印象不可乃至“适者生存”式的生活的快感的显扬。

　　小说中的刘慧芳已不是电视剧中在王沪生、王亚茹阴影对比中亮度很强的人格化身，而是在夏顺开那戏谑、一针见血、单刀直入的讥讽言语中和求爱行为的对比中的一种退役的，落伍的被人视为无用几近毁灭的“圣母”形象。受刘慧芳照顾的夏顺开的女儿也说“慧芳阿姨，你不觉得你像一圣人吗？”奇怪的是，由这些评价无不沾沾自喜的人，而今把它当作一种嘲讽、挖苦，刘慧芳在凝视照片上的夏顺开时，情不自禁的冲着这位老同学的照片“扇了一个小耳光：‘你他妈的才是圣人呢！’”刘慧芳的一言一行，岂止是受外界刺激不得已而为之的伎俩，分明是一种幡然悔悟、欲自毁圣母形象的一种典型显示。这很像歌德的《浮士德·献诗》中写的“你们带来了欢乐时辰的形象，许多可爱的幽魂飘飘上升；就像半忘了的古老的故事一样，初恋和友谊也随着你们复生；苦痛更新又勾起我的哀伤，重寻那迷宫似的人生旅程，呼唤先我而逝的良朋的名字，他们被命运拨弄，丧失了良知。”使用人生在许多人心中是最重要的，圣母、圣子属于执信基督教的教徒的抽象符号，太不具体了。刘慧芳算不上圣母，她只是一个以善良正义作为内质的中国妇女的普通形象。而她被讥讽为圣母，是一种唆使人不再如此的品评，是一种合乎时尚的对人生要求既善良又有用的呼吁。夏顺开并没有把善良正义作为无用而舍弃，恰恰相反是要求她有些个性和适合找工作的技术，仍是一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心理要求的外化。

　　如果说刘慧芳只有被人笑之为“圣母”中的某些圣性，那么，夏顺开这个被骂为“痞子”的人充其量只不过有那么点痞性而已。然而，夏顺开这个痞子确确实实地死掉了。他该不该死，是死得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或高于宇宙，作者管不了那么多，作者的主观设定非把他处死干掉不可。夏顺开也好，刘慧芳也好，刘母、王沪生、王亚茹也好，骨子里并不属于具有九十年代或更远点心理素质和夏小雨之类的人士；但他们统统属于九十年代的文艺作家们品评、书写的对象。《刘慧芳》着意刻画夏顺开的痞性，从小到大的痞性，惹人喜欢并能有时达到预期效果的痞性，似乎并不太重要；重要的是，熔铸着痞性的“痞子”死了。或许夏顺开的痞性仍像刘慧芳的无用一样，该同归于尽了。痞性并没帮夏顺开死里逃生，并没在苦苦哀求被爱时得到刘慧芳的爱，仍然无用，仍然得死。可以看出，作者也好，读者也好，多么希望在精神的善良正义抑或诙谐幽默之中找到一条实用人生或提高人生有用性的出路。

　　夏顺开与刘慧芳那永恒告别的一吻，得到刘慧芳“你就是天字号第一大坏蛋我也爱你”的许诺，比之米兰·昆德拉《为了告别的聚会》中克利马与茹泽娜之爱更悲怆更无可追忆亦更没有前途；但这不是在他痞性发作时而是在庄严的叩响死亡之门时得到的结果。尽管这种痞性并不是庸俗，但确已构成夏顺开生命危险的一部分，他临终时把自己说得一无是处，十恶不赦，似乎晨曦中与刘慧芳的交谈、在刘家戏剧般的喧闹已成为过去；他没有显扬他的生气勃勃、强壮有为，而仍然是一种撕人心脾的痞性呓语。他把昔日作为生命的灵动、智慧的象征的痞性呓语此刻交还给世俗，这无用的仍将死掉的世俗。夏顺开这种自幼内质尚淳、外表淘气的人在九十年代初之所以还要死去，恐怕与他自身还不够用、对市场经济所知无几有关。无论一种多么崇高的精神境界和多么完美的思想情操，如果不与实用实际结合起来，他们的神圣性和智慧感都会因不与实用实际结合而消逝。

　　《刘慧芳》在这一点上显示出一种存在的毁灭和一种对新生命新机体的渴望。它是一幅以新的视界审度过去时态里人物生命的漫画，是一种主体介入十分强烈而对新的人物生命与所需的素描。《刘慧芳》的创作态度近乎表现主义一流，而描写的对象仍然是世俗的，极具现实主义的，这种表现主义的介入心态和现实主义的还原作风所形成的反讽，使作品即使要“圣母”、“痞子”死去时无不心安理得，在他们死时亦无惨烈、残酷、悲凉阴冷的氛围。夏顺开的死似无悲剧气氛，更像正剧题材衬托着一出表现主义喜剧。因为喜剧往往是对一种该死的挽歌。刘慧芳与夏顺开皆属同年人，但刘之心态比夏之性情晚了一个时代，夏顺开这种“新人“在九十年代人看来仍属于上一个时代，都给人一种”逝者如斯夫“的感受和印象。他像《赤橙黄绿青蓝紫》中的刘思佳，但刘思佳可以作为属于他的时代的新人，此时的夏顺开则堂乎其后，几乎被嘲弄了。九十年代要有属于它自己的新人。属于九十年代作者的表现主义之于八十年代生活中的现实主义，容易构成写作的反讽，能够获得“儿子比老子永远聪明”的效果，比较直快地显露出扬弃往昔、渴望新人新的知己的某种心态和愿望，或可将之作为对过去时代以毁灭并要求在新的时代中超越视之。刘慧芳的圣性和夏顺开的痞性统统属于扬弃之列，逼使人们在新的年代里超越故往，重构新生。尽管这种重构新生有难以量计的痛苦和酸楚，仍是一种探索和追求，但作者新的渴望与没能找到又构成一种写作上的焦虑和反讽。这个问题，王朔未能解决，似乎还没有看到有像王朔这种具有一定积量的作者写出作品解决之。毕竟九十年代才开始不久，它的中叶和嫁接着神秘的二十一世纪的末叶，也许有人塑造出属于九十年代的新人形象。一种新的视界介于过去和现在可能相对容易，而仍用它塑造出属于今天的新人则困难得多。因此，与其把《刘慧芳》作为一个小说来品鉴，不如把它视作为一种写作姿态、一种创作现象和创作心理来分析。从这个角度视之，以《刘慧芳》确实可以做一些预测文艺创作走向之类的文章，可以做一些让今天中、青年别让自己的孩子如夏小雨这样的新生笑得太多的社会走向之类的文章。这篇小说因此而产生了“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更看明早的另一种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