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个作家的“语言风格”难求证

　　只要思考一下语言是什么，对单个作家的“语言风格”不可能存在，因而也不可求证的理论就会置信不疑。

　　语言和言语不同。仅就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的理论来说，语言是社会共同体的行为，不可能有个人的语言行为，否则，个人的语言行为与这个社会共同体没法共存；实质上，语言是维系社会共同体生成、发展的一种抽象的纽带，谁也不能把这个抽象纽带一个人装在自己口袋里去独家经营，搞自己风格的买卖，因而个人的语言风格也不可能出现。换句话说，语言只是通行的纸币，本身不能买卖，只有货物才能买卖。这种纸币是通行的、统一的，个人不可能有这纸币风格。假如有，这“纸币”风格全无用处，也不能叫纸币，因为它不能流通，于是，纸币风格更是子虚乌有的了。就社会共同体的抽象纽带来说，语言与纸币有相似点，因为都是社会共同体的一种抽象形式和方式。既然如此，研究个人的“语言风格”，与研究个人的“纸币风格”一样，全无道理，没有意义，也根本不可能求得证实。

　　大而言之如此。小而言之，研究单个作家的“语言风格”，亦然。无论屈原、李白、李商隐、李清照、鲁迅、林语堂、沈从文，所有的作家都不可能有一套自己独有的语言，更不可能有这种“语言风格”。因此，单个作家的语言风格根本不可能求证。任何作家，无论他多么伟大，都没有仅属于他的语音、语法、词汇，否则，他就不是人，也谈不上伟大与否。所以，研究文学语言只能只是文艺理论的工作，用抽象的方式转换出作为文学群体这个共同体的抽象形式和方式，研究一个时代的文学语言风格，只能是具有宏阔眼界的文学史家的业务，用时代的共同体的语言来作为研究对象；研究方言区的文学语言，只能把它还原为方言区的语言风格来进行把握。单个作家的“语言风格”，无论在时间之轴上，还是在空间之维中，都必定不可能产生。这就完全失去了文艺史和文艺批评研究证明的基础。这难道不是单个作家的“语言风格”不可求证性的最好说明吗？我不知有些研究者孤灯独守、不惜两鬓蟠然、而又是无中生有地穷追单个作家的“语言风格”有什么寄意？是为学术、创作呢？还是在蓄意制造混乱？

　　如果在制造混乱，那就没什么可说的了。因为鼓吹单个作家建造独特的语言风格，等于鼓励个体户精心私造那别具一格的货币。提倡单个作家具有语言风格，实质上是号召他有一套人所不知、为己特产的语言系统，并把这语言系统风格化。因为语言就是社会共同体的一个系统，所以，把社会共同体彻底私有化是不可能实现的，号召单个作家建立语言风格是不具有可行性基础的。假如屈原有屈原的一套语言系统、鲁迅有鲁迅的一套语言系统，谁都不清楚他们写的是什么，不明白他们想传达什么意义，整个语言系统便会混乱；人人都在那里窃窃私语，老天才知道每个人说的是什么意思。文艺语言是约定俗成的社会化的语言，供千人传阅，给万人享受，作家自己私立语言，便把文艺语言的本质特征彻底消解掉，在文坛和社会中产生极为恶劣的后果。文艺史家、文艺批评家没有必要去提倡这种“语言风格”的混乱。

　　也许，有人会说我在为文艺研究界制造混乱，把以往惯用的研究方法否定得一无是处，并加以嘲弄；加上现在对艺术性、文本、语言的研究时尚，我这样做似乎是在泼冷水。其实，我不过是想说明：以往《文学概论》关于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语言及其特征的理论基本上是错误的，如果用这种错误的理论研究单个作家的“语言风格”自然也不可能正确。当然，这不能责怪哪一个人，更不能指责某些理论家和研究者，在闭门封国的时代，西方一些语言学理论没有及时介绍过来，语言和言语这已为常识的区分在我们文艺学研究中没有显示。语言是集体的、共有的，不可能把这集体、共有的乃至本体的系统艺术化；言语则是个体的，既可以在心理、无意识和意识中，也可以在语言的总背景中表现出来，从而形成个体的言语风格，单个作家由此产生了作品的言语风格，言语染带着极其强烈的个性色彩，构成了作家的言语个性，使作品的言语个性化、风格化、艺术化。林语堂式的幽默，沈从文式的淡雅，都是不同的言语风格，而不是语言风格。优秀作家不仅拥有广博的语言，而且具备独特的言语气质、风度，从而形成文艺的言语风格。文艺语言沟通了作家、作品与读者的广泛交流，文艺言语产生了作家的言语风格。文艺史家、文艺批评家过去所指出的语言风格，实际上是言语风格。毫无疑问，言语风格是可以求证的，在理论上是有其支撑点的，至少在语言学的界定上是明确的，不会产生研究单个作家的“语言风格”这样的笑话。在研究单个作家的言语风格上，专家们完全可以充满科学的自信心和理论上的准确感。假如把专家们研究单个作家的言语风格的论文和专著出版，也不会使彼岸人士感到在说外行话。事实上，只要从言语出发，才能真正从作家的个性、气质、文化-心理结构、文化素养、地理环境影响、内心追求、艺术理想等方面把握其言语风格。如果只是从传统还原论证的角度看，研究一个时代作家群的语言只能还原为文化、人类本体，远不能还原到作家自身，而研究言语风格，则可以通过言语还原到作家个人身上。这样，是不是更有利于专家们的研究呢？我想，应该是的。

　　或许有人说我在玩弄文字游戏，故弄理论玄虚。不应该这么看。因为这涉及作家遣词造句用字的问题。笼统地说文学是语言艺术，至少在分类学上站不住脚，音乐、绘画、雕塑都是语言的，不能说只有文学才是语言艺术。文学的物质形态是文字。作家根据语言规律来用文字，把文字嵌在语言结构中，语法合规范，言语则要打破这种结构和规划，负载言语的文字受其言语的支配，因此，作家根据言语在用字上的自由度大多了，不象在语言上用字那么拘谨、因袭、共同体化。在多数情况下，言语风格通过特殊用字体现出来，显示出作家内在的生命进向和艺术言语的超凡脱俗的能力。专家们可以从作品的用字特色推到作家的言语风格再还原为作家的整个生命视野中去。“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闲引鸳鸯香径里，手按红杏蕊。”愿我这借语言学理论叙述文学语言、言语、用字及其研究的轻风，能为研究者们所动，能使研究者们重新学习、研究、创造性地运用语言理论促进自己的研究。如能真正看到这样的力作，我就不会感到这区区小文是一种“闭引”了。

                                         （原文刊于《文学自由谈》1988年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