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艺评论的术语及语义问题

　　对文艺批评和理论的概念、术语、名词及其语义问题，可作两面观：一是异常的丰富和空前的复杂。八十年代中国文艺评论界出现的概念、术语、名词，至少有七十年代及以前的中国文艺批评史和理论史上的全部总和翻了两翻，至少比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同期生产水平高过十倍乃至几址倍。其功过是非，已有趋于共识的评定；二是对一些带有根本性的批评理论和文艺理论问题的界定；概念、术语、名词又显得十分的贫乏和相当的肤浅。不少人往往在原有的概念、术语、名词上加一、两个貌似具有现代意味的形容词或名词，组成一个个新概念、新术语、新名词，像使用频率较高的“元”、“新”、“后”等，以及由它们派生出的许多新术语，如多元、多元化、多元主义，新写实、新写实主义、新现实主义、新乡土主义、新文人画派，后新潮、后文化等，不同的人使用这些新术语时在语义上又呈现出光怪陆离、纷纭繁复的局面，时而令人百思不得其解，时而使人啼笑皆非，时而让人莫衷一是。兹举这些，试作消解，并予评说。

　　“元”。“元”在哲学上多指对世界最根本属性的认识，如一元、二元；在逻辑上多指对高度抽象并趋于形式化的意义指称性的词语、概念的语言分析，如名称、摹状词、专名、通名等；在构造学上多指构成一个整体的和基本的单元，如元素之类。这几年文艺评论用“元”的意义基本上在这三个方面。哲学方面，一元、二元是共识；三元、四元、五元、六元或“无穷”元就很少听说了；有些人拼命倡导多元，但不知有“多”少或多“多”少才算多元。可以说，一个有多元哲学思想的人不是一个外星天才，就是一个盲目的无“元”思想的装腔作势者。一个再伟大的思想家也很难在多元哲学思想中著书立说，亚理士多德和黑格尔的二元倾向都使他们的著作矛盾重重、危机四伏，多元的著作就更是不可想象的了。多元论者连一元的东西都没什么创造，多元更是无所适从，还要多元化、多元主义，确不知“元”为何物的浅陋便暴露无遗。其中，极少数人鼓吹多元，说到底是想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阵地“分权让利”，多数人写上“多元”之类的时髦字样，实际上是在指多方面、多样化、一元几次方的意义上使用的。

　　“新”。真正的“新”的意义几乎都可以用其他意义转换出来。这几年的论题有时是感觉与过去不一样的就用“新”字，“新”之泛化和滥用已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而且几乎很少有人去做语义转换的工作。社会发展日新月异，艺术的本质属性之一是创新，评论如果因此而“新”下去，新的平方、立方、“多”次方就会不断加下去，没完没了了。对“新写实”小说的说法，至少有五种：新写实、新写实主义、新现实主义、后现代主义、新自然主义。究竟哪种才算“新写实”呢？说它又像现实主义，又像自然主义，又不同于已有的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又像现代主义，又不知是哪家的现代主义；仅仅用这种“相似律”和“排斥律”找不到“新”的本质属性之所在。说它具有人性、开放性、开创性、历史性、想象性，《九三年》、《高老头》、《阿Q正传》、《子夜》又何尝不是如此？说它具有存在主义意味，那与《苍蝇》、《地狱》的轩轾和泾渭之处何在？说它是叙事的，或形式化的叙事，而世界上多数小说乃叙事和形式化叙事之作，新写实又新在哪儿呢？仅仅从叙事就是写实，新的叙事视角就是新写实来下断语，恐怕连下断语的人也觉得捉襟见肘。同样，乡土之上常有乡土文学，有国家常有国画即文人画，凡有追求的电影必是新电影，用“新”限定这类作品，那将来更有数不清道不尽的乡土文学、文人画、电影，“新”字岂不要塞满地球和宇宙？

　　“后”。“后”实质上是指最超前的理论术语。“后工业社会”指现代化和资本主义高度垄断程度超过了前期和中期的工业社会。我国尚处于追求现代化的时期，离现代化尚有距离，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政体更有质的差异，但有的论者在评论中写道：有的小说“表现了我国社会中的后工业发展的情绪和心态”，这纯属没有根据的议论。新潮小说尚未研究清楚，新潮小说新在何处还不甚了了，“后新潮”的命名又不绝如缕，“后”之“新”更是不知所云。对刘恒、李晓、朱晓平、王朔、叶兆言、刘震云、池莉、方方、余华、格非、苏童、李锐等的作品，“新写实”研究的是它们，“后新潮”评论的也是它们，“新”与“后的质差究竟在何处？给人的印象好像就在这笔划不同的两个字上，其语义的质差仍是不清不白。

　　文艺评论中的术语的语义凝聚着理论意义。理论尤其是哲学理论是它的一个输血系统，也是保证它的科学性和严整性的一个基本条件。术语是哲学和理论网络中的“纽结”，更是文艺评论中规定对象的重要因素和手段。因此，科学的文艺评论在追求理论上要有相当的准备，在切合对象上要有一定的理论发挥。“元”之误、“新”之滥、“后”之空，均与理论准备不足、理论意义不明确有关系。理论的繁乱造成了理论选择的真空，后者带来了术语语义的贫血。这是应该吸取的一个新的教训。马克思的《资本论》，在术语和语义上都堪称经典，他的文艺评论的术语和语义的一致性至今也没受到怀疑。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包括其中关于术语和语义的思想和操作方式，是解决术语和语义难题的一个有效方式。

　　术语与术语或名与名之间的转换关系，也是常要遇到的矛盾。文艺评论中的术语可以称为摹状词，对象性质的不同，摹状词也不一样；生硬地搬用外国和古典的术语，不从对象性质入手而滥用摹状词，哪怕加上“新”字，也无利于语义的界定和对象性质的把握。评论不摹对象性质之状，而摹其他摹状词之状，难免张冠李戴。摹状词有通名和专名之分，现实主义的通名之下，有一般现实主义、历史现实主义、无边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理想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之类的专名。评论中部分术语的国际化并不影响通名和专名的限定。它们既受理论的指引，也有对象的支配，怎能在它们之前加一“新”字了得？评论中“新”字的泛化，与这两者的模糊限定有关，在所谓新写实小说中，刘恒与王朔，苏童、格非与方方、池莉的作品很难归于一类，无论从思想倾向、艺术趣味、题材意象或形式表达诸方面都有很大的区别，硬是把这些作品捆在一起用一专名表述，当然会使语义含混，“新”意不明，带来胡子头发一把抓的杂乱后果。

　　实践出真知。术语的语义与创作实践紧密相联。当创作实践转化为行销的艺术作品时，评论既要从实践中得到真知和真义，也要“真知”实践，从而使术语及其语义起到名至实归或实归而名至的效果。名与实具有同构关系，由评论家与实践相互交流而成，与以往同型和与异国他乡的实践区别开来。否则，就会出现盲动现象，既会“盲动”术语，又会“盲动”语义，更会名实不符，把同构关系改为盲动形式。

　　名正为的是言顺，言顺为的是义准，义准为的是实畅。确立科学的术语和语义，将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的科学的文艺评论的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这种确立，看起来是表层的，但一涉语义，则是深层的、有力的。

　　                                    （原载《光明日报》1991年1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