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寄生性及其出路

　　文学是一种寄生的行业，无论在资源或者市场，无论在印制还是批评，无论在素材供应还是在大众传播媒介，它都必须寄生其中。文学之所以能构成这种特性。是因为文学是在大社会大时代的总体流程中有着特殊位置和特殊的行为方式。文学不能搞关门主义和宗法主义，是因为它必须总是向这总体流程敞开。当代中国文学面临的全部危机的枢纽正在这里：在追求自律的完美时把它寄生的特性给抛弃了；在走向个体心性时将大社会大时代的总体流程弃之不顾；在追求文学价值时把大社会大时代的公共价值奉给其他文化艺术行业了；在认识到文学的寄生而被寄生所异化的同时，连带应有的寄生性也还给异化了；盲目的写作与失衡短见的批评征文学被文学自身异化之后不得不抬首窗外去通过玻璃柜寻求轰动效应了。这在哲学和文学上说明了这样的道理：寄生与异化，反异化复而还得寄生，是人的生存与文学的生命不可逆的现实。当代中国文学的穷途末路的“穷”正在于它独善其身，而不能兼济天下，“末”正在于它构筑小家碧玉而非大气磅礴，自以为是而恰恰是所不是，反这来，文学还要大社会大时代的汹涌波涛将它簇拥而托，这是哪码子公平交易。

　　不错，我是大社会大时代论者，赴约的短文不是追向大社会大时代本身哲理的处所，只能挟带文学去观照它们的形态。就目前而论，姑且以自然经济社会和时代、商品和市场经济社会及时代名之。这两种形态构成两种社会、时代、文化背景，是文学生长的场所。无论多么具有永恒生命力的文学，总体上都可以看作这种场所的某种映现。当前中国的特殊性在于在几年之内将自然经济时代转化为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时代，两种社会政体在这几年之内还得交互送行，文学呈现给这样具有两重性的社会具有两难的特点，因而它在寄生于哪个社会时代的问题上显得六神无主而出言轻浮烦噪。同时，由于中国文学基本上是自然经济背景中的文学，文学史的强大张力和巨大惯性吞噬着当代文学，使当代文学不可能一跃而在商品和市场经济的背景中登基而闪放光芒。

　　是的，当代文学曾经繁荣过，至今才一落千丈。其中有一个时代沿革和文学寄生性逐步衰落的问题。因为文学的寄生性表现在它赖以体验促发和生存拓展及壮大的基础，这基础主要是不同政体、经济、文化中的活生生的人和人们，所以，文学不能发达不能仅仅在结构样态、语言契机、传统风尚、原型范式中寻求问题的症结，这些作为文学批评的方式或可或不可，作为文学的基础则显示出极大的弊病，文学作者不可能也没必要按照批评的花俏准则去行为，而必须按现实中人的行为去行为。中国的商品和市场经济体制是从1985年全面铺开的。这以后的文学是低潮波涌的时期，代之而起的是文学批评者的被重视和其他文化学科的发达。1985年后，中国人民大规模地开始在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火炉上煎熬和锻炼，开始以自已的身心改变田园牧歌式的劳作而适应新的体制的行为。可是文学呢?它一步踏入远古图腾庙宇，一步则跨入性的渊薮芝中，装模做样的扭曲比从不会扭秧歌的人而扭秧歌还难看。时代之水在长江与东海的交接处涌动，文学这支木划子还在西藏唐古拉山山脉或至多在重庆、武汉之间进行“长江一飘”。这种时候，文学被抛弃被放逐的感觉才开始出现，哪有资本奢谈轰动效应！因此，此时的文学“故事片”不受欢迎，报告、纪实、传纪、新闻文学这种种“纪录片”则大打出手，一时纸贵。文学迟钝和沦落到这步田地，再逍遥的庄周也会叹气并“鼓盆而歌”的，暴发了好几年的个体户只好去高价买《金瓶梅》学西门庆而懒得看当代的什么文学了。尽管现时代的西门庆比明朝成百成千倍的多，文学中却“踏破铁蹄无觅处”。也就是说，文学在时代已经在向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高歌猛进的时候仍在原地踏步，仍寄生于自然经济之中，因而它不可能获得这新时代的赏识，新时代的人们也没必要去消费这既不属古玩又不属现代化艺术的文学。由此展示出这样的道理：文学对时代人生的寄生性减弱之时，就是文学衰落之日；文学不寄生于时代人生，时代人生亦不愿意寄生于此种文学，这表现出文学寄生性的两重性，即文学向人生寄生，人生向文学寄生的双向交流。

　　时代走向已经明晰，它越来越走向世界。文学虽然亦表露出的这种趋势，而这种趋势应该是当代中国文学的出路所在，但是，现阶段的文学精神主要在还是自然经济背景中的精神。因此，当代文学无论在国内境域中，还是在国际背景中无疑应该确立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背景中的精神。如果说自然背景中的文化或简称为自然文化是在表象的社会规范中将个体隐匿起来而适从于一种理性原则，那么，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背景中的文化或简称为市场文化是在人类和国民的公平正义及发展中将每个个体提升到历史舞台的最前沿，要求目前的文学在这种文化基础上进行超越尚为时过早，只要寄生于这种市场文化并得到深发和形象化的过程中取得文学上优异成绩，当代文学至少就可以摆脱现在的二难窘境而有所作为。而且，在一个有着两千多年的自然文化和文学的历史的国度，一个作家如果不是天才是难以超越昔往的。正如伏尔泰所说：“这些杰出的作家的美好时代过去之后，很少再出现伟大的天才。将近路易十四逝世时，大自然似乎休闲了。在这个时代开始时，道路畸岖难行，因为没有前人走过。今天，道路仍然坎坷不平，因为走过的人太多。过去这个时代的伟大人物已经教给我们怎样思想，怎样讲话，他们已经讲了许多我们不知道的事。后继的人几乎只能重谈尽人皆知的事情。最后，由于杰作太多，反而产生了一种类似厌恶的情绪。”(见伏尔泰《路易十四时代》第483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出版)然而，自然经济的时代在中国不到21世纪就会在体制上消失，中国历史上真正第一次划时代的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体制就会全面地取而代之。一个全新的中国将推选出一批属于这个时代的文学大师；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将造就一批表现出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精神的文学天才。如果说《红楼梦》标志着中国“自然”文学的完结和“市场”文学的萌芽，如果说曹雪芹是中国的但丁，那么，“市场”文学的勃兴将是指日可待的，但丁之后的莎士比亚、卢梭、巴尔扎克、马尔克斯等将会出现在未来中国的文苑艺林。中国历史上的这次大转换，于文学来说，是一个思维前提和操作行为方式的大转换，即把熟悉的“自然”文学观转换为“市场”文学观，把五柳先生式的审美情趣和语言规范转换为具有当代性的“市场”式的审美情趣和语言规范。当然，这相当困难，但又迫在眉睫和势所必行。凯恩斯在那本划时代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序言中说：“我们大多数都是在旧说下熏陶出来的。旧说已深入人心。所以困难不在新说本身，而在摆脱旧说。”(见该书第3页，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当代中国文学在危机中走向胜利恐怕首先得如此，而且更须如此。我深信，对于以创造为生命的文学行业来说，最粗拙的创造远比最精致的无限重复和循环更有价值。在这新的时代走向中，文学需要以史无前例的开拓勇气和更高的才识和技艺重新用实绩写出中国第二大时代的文学史，一批新的作者和作品谱系将重新嵌入这未来的文学史中。

　　                                   （原载《上海文论》198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