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更需形式美

　　有段时期，有人把形式主义视为现实主义的敌人，认为不消灭形式主义，现实主义就不能前进。

　　其实，从文化的视角看，任何文学方式都有借鉴其他文学方式的必要和可能。理论上的某种主义不过是对一些作品的总体倾向的归纳演绎，根本不能完全取替作品自身的丰富性。许多现实主义的作品，有自然主义的成份，如《子夜》，也有浪漫主义的成份，如《三国演义》，还有形式主义因素，如《红楼梦》。以前喜爱提“两结合”，客观上也承认不同的文学方式可以构成互补。现实主义也可以与形式主义组成互补关系。绝对的百分之百的现实主义是不存在的。《红楼梦》有一些形式主义的成份，并不影响它成为永传千古的世界名著。恰恰相反，它能巧妙地把多种不同的文学方式融汇在一起，大大提高了它的审美力度。文化学强调兼容并包，海纳百川而不弃细流，告诫人们不要死心眼，不要只认一个理，而把许多有价值的道理全部抹杀了。形式主义有自己的创作方式和理论原则，如对词语—现实意义的研究，将历史内容纳入文学结构中，现实的结构与文学结构的关系，形式的意味等，与现实主义相近似，可以成为与现实主义互补的契合点。就是那些离现实主义远一些的方法和理论，如音节、格律、修辞等的研究，也可以启发现实主义的创作朝审美化方面深入发展。这样，现实主义与形式主义不仅不是天敌关系，而且还有可能是朋友亲戚关系哩！加洛蒂口口声声提倡无边现实主义，一落到实处，他把现实主义与革命文艺划等号，一切非常革命文学被否定了，这反而把现实主义限定得更窄了。现实主义要发展，必然要吸收形式主义和其他文学方式的成果。只有这样，现实主义才能发展和前进。

　　问题是，现实主义在哪些方面吸收形式主义的养分呢？有人以为，形式主义只是讲究形式方面，技巧啦、修辞啦。这种认识，实际上是只承认两种理论：形式主义是一种主义，其他主义都是内容主义。实则不然，形式主义这所以有那么大的影响，久批不衰，至今还有人研究，关键在于形式主义象现实主义一样，也是文学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所不同的是，现实主义主要是从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入手把握世界，形式主义则是从纯文学方面把握世界。纯文学中有内容也有形式。形式主义更多地是从形式方面把握现实。维·什克洛夫斯基的代表作《艺术作为程序（一译为手法）》认为：形式主义主要叙述作品中的各种词语一意义的关系，反对神秘主义，更反对当时支撑苏联理论界的心理学方法，以为心理学方法根本不可能把握文学形式及其诸方面。艾亨鲍姆借用雅克布森的话说：文学科学的对象不是文学，而是文学性，即使一部既定的作品成其为文学的东西。换句话说，社会的、伦理的、历史的东西主要属于社会学、伦理学、历史学的领域，它们是构成各自学科的对象属性，文学没有必要把它们作为自己的对象属性，更多地应该关心那些属于文学自身的对象属性，从而使文学更加文学化，使文学研究更为科学化、文学要善于把一切非文学的东西纳入文学构架之中，文学研究则要从文学构架及其多种组成部分中分泌出非文学的东西，这样，文学研究才能把握文学的意义，如文学的道德意义等，而不是专把握道德意义的文学。

　　这种把握世界的视角于现实主义是有帮助的。至少迄今为止的现实主义理论对现实关注的成份比对文学性关注的成分更多一些。极左时期的现实主义论根本上取消了对文学性的研究，把现实主义与阶级斗争划等号，以为中外现实主义作品史都是阶级斗争史，《红楼梦》研究可以作为这种代表。形式主义对文学性的研究可以给这种研究以清醒剂。从文化视角看，一种研究方式毕竟是有缺陷的，而用其他研究方式补充之，可以使之圆满一些。用形式主义的文学性理论补充现实主义的理论，可以起到如下作用：（一）使现实与文学的关系真正协调起来，不至于出现以前的现实的高扬而文学的取消的局面。现实主义本来就是要协调这两者的关系，而过去一直未能协调起来，形式主义的文学性理论可以从另一角度刺激我们，让我们始终注意现实主义不仅要把握现实，还是用文学性在把握现实，从而使现实主义应有的涵盖面得到应有的面积，不至在一方面出现空白或显得单薄无力，使现实主义成为名副其实的从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把握世界的方式，否则，仅仅重视现实，就回到十八世纪席勒时代只是一般意义上提现实主义的老路上去。席勒当时对现实主义的文学性重视不够，情有可原，因为它本来就不是专门谈论文学的现实主义的。我们仍沿袭这种理论，就显得没有力量了。（二）形式主义的文学性理论可以帮助现实主义在体现现实主义生活中带有规律性的方面时更加文学化、更加审美化。我们讲的现实主义归根到底不是凯恩讲的经济的现实主义，也不是龙克松谈的政治的现实主义，还不是萨特所说的伦理的现实主义，更不是加达默尔的历史的现实主义，而是文学的现实主义。文学的现实主义不仅要表现现实的现象及其深层一些的东西，而且还要有文学性、审美性。形式主义把词语和意义结合起来，使形式与意味不相分离，本身也注意到了形式与意义的关系。这种意义当然不如现实主义强调的意义那么深刻，是其不足，但可以使我们把现实主义的深刻意义与词语、形式结合起来，从而防预概念化、公式化、程式化的老毛病。什克洛夫斯基写道：“艺术存在的目的，在于使人恢复对生活的感受；它的存在，在于使人感知事物，在于使石头显示出石头的质感。艺术的目的，在于让我们感知这些事物，而不在于知道这些事物。艺术的技巧使对象变得‘陌生’，使形式变得困难，增加知觉的难度和长度，因为知觉过程自身就是审美目的，必须予以延长，艺术是体验对象的艺术技巧的一种方式，对象本身并不重要。”（引自赖安和齐尔编《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导引》第4页）这番话是有些缺点的，如艺术的目的对象等，但它提示我们：现实主义文学必须具有文学的质感，无论它有多么巨大的内容也必须具有文学的质感，否则，文学的现实主义就不存在。没有文学质感的一切主义都不属于文学。形式主义的这种理论可以帮助我们把现实主义文学的现实性的文学性这两级的辩证运动弄清楚，不至于失之偏颇与片面。（三）现实主义文学的意向性与词语—意味，形成—意味的意向性也可以构成互补关系。以前有的现实主义文学的意向论，尽管努力把生活意向与艺术意向区别开，但一看那些文学其实两者仍然是一回事，关键在于对文学性的各个组成因素的意向性内涵没有一一解剖出来，对文学的特征剖析不够。（四）形式主义还可以为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者进一步开拓，形成特有的现实主义而又兼有形式主义因素的创作流派和创作风格。马尔克斯能把魔幻与现实主义结合起来，形成魔幻现实主义，我们也可以进行自己的创造，形成一种形式—现实主义的现实主义特有的风格。现实主义是一个总的创作方向，内里还可细分为许多不同的流派，创作队伍中的有志者不妨进行一些这方面的尝试，使现实主义真正丰满完美。

　　形式主义的其它理论，如对主题的类型学分析、细节的语义学展开，电影的诗化联络等，这些方面，在胡经之先生和我写的《西方二十世纪文论史》中已作了不少介绍。这里就不多说了。这些理论对现实主义的深化、丰富和研究的深入细致都是很有助益的。如过去对情节的认识，现实主义情节论只是停留在一般的解释方面。什克洛夫斯基的《情节分析构造程序与一般的风格程序的联系》，把情节构成的动机、分布、风格、功能等各方面进行了细致而又扎实的分析，这比那些大而化之象写作学的情节论深入全面得多。托马舍夫斯基的《主题》对主题的选择、细节印证方式、真假细节的区分、主人公的性格因素、体裁特征的关联、机能等许多方面进行了广泛研究，远比《文学概论》之类的主题论深入。我觉得，一九四九年以来，现实主义有两次大讨论，五、六十年代是讨论现实主义的真理性问题，如秦兆阳《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王元化的《面向真实》，但呐喊多于细密的研究，不久被政治运动的打击所中断，七、八十年代主要是为现实主义正名，区别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差异，钱中文教授的《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为这个时期的代表作。而对现实主义的文学性及形式者方面的细致深入研究至今仍付阙如。惟其如此，吸收形式主义的合理成份更是迫在眉睫了。也正因为如此，我想放开眼界，从文化视角的广泛性谈论现实主义和形式主义的互补性。

　　如果说现实主义更多地必须吸收形式主义的文学性的养份，那么，形式主义则必须更多地吸取现实主义的深刻性的滋养。尽管什克维夫斯基等人公开表明，形式主义不能象现实主义那样从社会、历史、政治、现实的分析，实质上这不过是一种矫枉过正罢了。形式主义的作品的上述四个方面的因素仍然存在，马雅可夫斯基的形式主义诗作，明显地具有这样一些色彩，纯形式的作品是不可能产生的。形式主义理论的特点是“细”，但不深刻。如果补充现实主义文论的深刻性，它的发展更有价值。形式主义文论对意义的研究，对意味的阐释有其道理，但流于肤浅。如果不从历史和现实的各种关系中深入下去，这些研究和阐释便可有可无了。形式主义之所以人讥讽为纯形式分析，与意义和意味研究的不深入很有关系。贝尔的《艺术》在这方面有所注意，但远不如他对形式的细到分析那样引人入胜和给人启迪。因此，形式主义者应该充分认识到自己的不足，用现实主义的合理内核补充之，使之更为完善。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提倡现实主义与形式主义的互补，是不是用一种方式替代另一种方式呢？首先，我强调的是互补而不是替代。形式主义是在意识到现实主义的特点和不足的前提下用自己的文学性理论补充之，现实主义是在看到形式主义的意义研究不深入的前提下予以补充，不能把不适合于某种创作方式的理论硬塞进去，使其特点消解掉。其次，这种互补的目的是为促进各自的发展，互创互进，共同进步，N·波尔在海森伯测不准原理的基础上提出“互补原理”，成为本世纪科学哲学的重要理论。他说：“互补性这一思想绝不会限制我们以实验的形式向大自然提出问题的那些努力，它仅仅在测量仪器和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形成现象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时，表征我们通过这种询问所能接收到的答案而已。”因此，互补能够促进现实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发展和研究。

　　                                  (原载《文论报》1987年8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