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建业及其记者传记

　　读惯了学者们的历史评传，如吴晗的《朱元璋传》、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朱东润的《张居正大传》、冯尔康的《雍正传》之类，看多了作家们的自我记传，如《沫若自传》、《达夫自传》、《从文自传》之流，再来读记者们写的传记，如杨建业先生的《马寅初传》、《李鹏传》、《姚雪垠传》等，好比从书斋、桑拿房走进了田野，有一种别样的感受，它是那样的原始、朴素、鲜活、清新乃至亲切。

　　建业先生虽是北大国学生，在外交学院念过外语和国际关系，但那好象只是青春期的作为。虽做过几年报馆老总，也远远不是他的初恋。虽打过几年“政府工”，担任政府的新闻官，但念念不忘的还是“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这个空头衔。他太爱新闻写作和传记文学了。退而不休，干的还是这个营生。这大半生打下的良好的中西文化、采编一体、政新结合基础，更是有力地支持了他在记者传记方面的有效发挥。

　　认识建业先生快十年。在香港跑马地坟场旁的那栋大楼里，我们在一个锅里吃过三年饭。我深深感受到，他对记者、传记作家这个许多港人根本看不起的名称的爱，近乎“海枯石烂不变”，执著的、炽烈的。他没有功夫读万卷书，却热衷于行万里路，孜孜于万宗档案，雪爪鸿泥，只砖片瓦，只言片语，只要是他传主的或者与传主有关的，他一一抄录；他对妻儿的评价有褒有贬，对传主却宁褒勿贬，对他笔下的主人公宁颂不骂，对他们的事迹宁可白描而不进行主观评价，他太喜欢“莎士比亚化”，对时下流行的“席勒化”没有什么兴致，他总是极力去弘扬乃至赞扬传主身上和心灵深处的真、善、美，几乎不或很少使用作为一个传记记者和作家的“春秋笔法”，几乎不或者很少利用自己的判官权力，却尽可能地履行自己的责任和义务。他以为他真是“蜡烛”，把自己烧光了就可让传主光彩照人，抑或流芳千古。

　　作为记者，建业先生不写百年以前的事，不写活人看不到的事。他的传记没有学者之传的古风和古战场的况味遗韵，没有自传作家的激情与漫忆，没有那些资料不够、虚构和幻想来补的猜臆，基本上是他直接采访得来的，有时甚至是帮忙得来的。为了老校长的不白之冤，他以新华社记者之身去写内参，用在首长周边之便，为马老“昭雪”之事奔走呼号，马老被“平反”了，他的《马寅初传》也就完成了，此书因此而饮誉知识界；为了庆贺姚雪垠先生80岁生日，他陪姚老工作，与姚老彻夜交谈，听姚老演讲，走访姚老的故旧友好，收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写出《姚雪垠传》，姚老去年死了，他今年花去半年时间，改写大半部，新增好几章，续貂而玉成全璧，成为纪念雪垠先生诞生90周年的最好祭品。他还有一本《风云人物采访集》，是他多年在重要领导人身边采访的结晶，可以作为他多年坚持先采访后作传的一种生动注脚。

　　建业先生总是尽量克制自我，掩埋自我，扼杀个人性情，自绝书生义气，将传主那客观的、真实的、活动的人生履历和生命情景诉诸于人。而且把许多历史资料与现场反映揉合在一起，就像始终把种种灯光打在舞台中心，使你能够充分地认识、感受传主。建业先生太敢于和善于牺牲自己了。他不必是吴晗，不用学富五车才造就那么一本众所周知的《朱元璋传》，他不必是朱东润，从伦敦公学研究传记到复旦拿着教鞭干了许多年，才有了那么一本经久不衰的《张居正大传》，他更不必是郭沫若，写了四本自传才写到他的前四十年。他就是他，一个职业的、终身的“老记”，用他的生命、汗水、心智去烘托他的主人公，尽可能地书写他的“新闻报道集子或历史文献”，尽量不去招摇自己的才、学、胆、识。马寅初是幸运的，亚当.斯密也好，凯恩斯也一样，死后才有传，姚雪垠也是幸运的，杜甫、曹雪芹死了好多年，才有人知道他们是一个伟大不朽的诗人或作家。马老、姚老他们，都因为有了杨建业的如此“牺牲”，才获得这等幸运。

　　建业先生作传的这些特点，是不是就是记者传记的基本品格和精神？我说不好。但是，这种坚持将记者职业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坚持一就是一、二就是二的历史负责态度，坚持将采访作为自己传记写作生命的工作作风，坚持控制自我而突出传主的那种为人作嫁、金针度人的品性，坚持尽可能多地使用动词、尽可能少地使用形容词和副词的写作方法，至少是像我这样没有传记写作资历的记者应该效仿的。尽管建业先生来不及将传记主人公的鲜明个性完全烘托出来，尽管他的传记文字太过素朴，尽管他因为传记构架关系没有将读者最爱看的部分浓墨重彩地渲染出来，然而，就他传记写作所体现出的这五个“坚持”，着实是值得坚持的。弗吉尼亚.吴尔芙以为，传记写作是所有艺术创作中最难的一种，“一方面是真实，另一方面是个性，如果我们想到真实是某种花岗岩般坚硬的东西，个性是某种如彩虹般变幻不定的东西，再想到传记的目的就是把这两者融合成浑然一体，我们承认这是个棘手的难题”，但是，建业先生是有金刚钻的，他不仅不只一次地完成了“瓷器活”，而且形成了他的经验和作风。假以时日，当记者传记体裁风起云涌时，人们不会忘记他这笔呈蓝缕之功。

　　市场洪流，商品巨澜，洋货冲涌，人的自我开发程度早就超过了刚刚兴起的西部大开发。这样的世界，还有多少人愿意牺牲自我而为他人立传呢？我们还是需要杨建业先生这么一种人格精神，这么一种传记态度，这么一种写作风范。建业先生是聪明的，他在书中牺牲了自己，在书外却成就了自我；牺牲得越多，成就的就越充分。“掩”是“映”，“遮”就是“敞”，“无”就会“有”。古往今来，那些为当朝人立传的传记记者和作家，大抵应该是这样的吧。

　　建业先生已过“耳顺”之年，朝着“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年代迈进。他的传记写作，正入佳境，在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我深信，他的惊人之举，厚重之作，也许不是已经面世的这几种，“好戏还在后头呢。”

　　                           （刊于《人民日报海外版》2000年11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