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蒋及其“历史理性”

　　如何称呼，颇费周折。他是我大学老师的同窗好友，我叫“老师”。他说，我没当过你的老师。他是副总编，我是编委，我叫“蒋总”。他说，我没有当过你的老总。吸口烟，眯只眼，对我说，报社有个传统，年长的叫“老”，年轻的叫“小”，你就叫我老蒋吧。我冲他一乐，40年代也有个“老蒋”。哈哈，此“老蒋”非彼“老蒋”也。

　　沟通之路，也非坦途。1990年在文艺部，大学老师要我拜望他，未去。介绍他在人大读研究班时写的文章，未看。60年代的文章，我们读得多的，大体三类：最高领袖的，最革命的，如李希凡等，最被革命的，如俞平伯等。2000年到海外版，我们虽同学过一科，却未曾谈过此“科”，试探一次，遭遇沉默，再次，转移话题；同看京剧，返程路上，他津津乐道的全是掌故和韵律。作为同事，只要谈及所“同”之事，他聚精会神，有时蜻蜓点水、就事论事，更多的则是“就事‘干’事”。只要干事，他全神贯注，全力以赴。

　　有人称“蒋公”，也有人私下称“蒋工”，指他看版像看图纸那样精细，像描工笔画那样精微。我抓四周刊，请他帮忙把关，一天4版4万字，不到两小时，退回，版版通“红”，当改必改，可这样改可那样改的，他照他认为对的改，可改可不改的也改。更换当日版面，他左手夹烟，右手拿笔，埋下头，把“中空”且有些灰暗的头皮对着你，几分钟工夫，一块版便“红彤彤”。他烟瘾大，改瘾足。带我值夜班，对新华社通稿，照改。我说，又不是什么原则问题。他说，原则体现在日常中，办报就是日常见原则、时刻见原则、字字见原则，夜班最见原则，把弦绷紧，时刻留意才不会出原则问题。

　　新千年元旦临近，要篇贺辞，命我作文。急就章，两千字，请他改。他真能改，把“书生之见”改成“规范官话”，把激情句子改成“标准套话”，把我喜用的词改成常用词，如把“豪气干云”之类改成“满怀豪情”之类，总之，他要把我电脑出的宋体字改成他理想的见报的楷体字，不仅删掉1/4，而且要我再改一遍。作文20年，出书已几本，大学还用着我写的教科书，尚不见谁如此改过我的汉字品。无奈，再改。

　　你改他就改。他又改一遍。到我办公室，嘱我还改一遍。有点想法。哎呀，老蒋，区区千字文，又是署名文章，何必斤斤计较。他“严肃”了。言论是报纸的旗帜，你是编委，代表报纸讲话，跟你过去当学者、当记者站站长署名不一样，要对报纸负责，对历史负责。有点“严重”。我以为他“言重”！谁不对报纸负责，不对报纸负责，写它干嘛？怎么上纲上线到“历史”了，新闻工作主要是工具理性，主要不是历史理性。

　　他被激奋乃至激怒了。平时弯着的腰忽然耸立起来，平时“一头沉”的肩迅急平衡起来，平时低着的头突然昂扬起来，平时有些浑然的眼睛瞬间闪亮起来，有点坚毅，有的穿透，还有点逼人，平时少动的嘴巴顿时涌动起来、“滔滔”起来：新闻是“今天的历史”，新闻工作既是工具理性，又是历史理性，言论要经得起历史检验；他们不称你为“张格尔”吗？我们不是讨论过黑格尔、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吗？你不是在香港搞过回归报道吗？联系起来、贯穿起来看，历史哲学既是历史理性，也是工具理性，新闻工作既需要工具理性，又需要历史理性，没有历史理性，就撑不起工具理性，就不会对历史负责、对今天负责！他从我桌上抓起一只烟，点燃，左手叉入腰间，右手“忽”地竖起来，夹烟的手指和燃烧的香烟在空中颤抖。

　　哇噻！

　　打那以后，直到去年他在院子里“快走万步”时相遇，我不觉得他只是文弱、不足百斤，不觉得他弃“文”从“报”乃至甘于、乐于“做嫁衣”有什么遗憾，不觉得他不是我的老师，不觉得他拿的“韬奋奖”有什么过分，总以为有他的历史理性支撑着，他做什么都会对历史负责，对今天负责。他日复一日做的“蒋工”，累积起来，成就了一个深厚沉雄抑或有点伟岸的“蒋公”！

　　在这如诗如画的季节，柳絮漫卷，群芳争艳，满园春色关不住，他离开了。他有形历史的结束，令我回忆起他在新世纪门槛说的那两句令我最为感佩、铭篆胸怀、今天发生着共振共鸣的话：

　　是啊！新闻工作既是工具理性，又是历史理性。

　　是啊！新闻工作既需要工具理性，又需要历史理性。

　　他的“羽化登仙”，使我想起了北岛的《回答》：“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新的转机和闪闪的星斗，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

　　                                       （原文发表于2007年4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