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荣来及其报人随笔

　　报纸没有随笔，好像人没有呼吸道，不能喘气。文人不写随笔，好像只吃荤，不吃素，像《水浒》里的镇关西。

　　鲁迅、曹聚仁两先生一生为报纸写随笔。他们是享有盛誉的学问学、随笔家、杂文家。我亦师亦友的郑荣来先生不是学问家，却不乏学问；不是随笔家、杂文家，却写了五本散文、杂文等文集。他是一位地地道道的报人，间或做过几年的图书出版，与他30多年的办报生涯比，好像只是一次客串或走穴，他的散文和杂文，就是报人随笔。

　　报人随笔有许多种。邓拓先生作为“三家村”的主笔之一，属于那种思想性和历史高度统一的报人随笔；赵超构先生的随笔，属于现实性与时代感非常强烈的报人随笔。出身于复旦中文系、长期在文艺界尤其在文艺评论界游走的郑荣来先生，他的报人随笔则属于别一世界。他是经过理论武装了的，内心不乏纯净和静穆，处于入世和出世的边缘，有那么一点点宗教情怀。他的题材，没有惊涛拍岸，没有诡谲怪诞，多是他自己的人生履历、生活小事，多是他的故乡、母校、家庭、书本，他的文联小屋，他的小庄金台园，他的良心、良知、体悟和情感。他的笔，不是投枪，不是匕首，更像是刻篆治印的小刀，细细的，温婉的，拖着泥，带着水，又非常敏锐、犀利、迅捷、畅达。他的散文随笔，或随笔化散文，基本上就是这么一种“三合一”，日常的，白描的，素朴的。

　　他的文风，素朴为主，又有些感伤，甚至有点柔韧。他的文字的确是平实的，平实得像泥土，像流水，像山泉溢出的小溪，以及小溪边的小草，但是，这平实里头的蕴含并非只是平实，其中有感时伤世，有悲天悯人，有世态况味，有荡气回肠，有浩然正气，有铮铮铁骨，有通达人生，有历史反思……平实这杆秤，似乎度量不出这么丰厚的底蕴。郑荣来先生的散文和随笔，是完全的现实主义，有着现实主义的情感倾向和思想意识。同时，看看这样的句子：“生活不完全由我，给我安排了一个‘裁缝’的位置，裁缝是匠人，或许我就适合为工匠。做事少有独特的匠心匠意，却留下一条属于我的小道，一个工匠人生的心路历程。”这是高度自谦的话语，是对历史人生必然性的描绘，透出的是客观必然性以及必然的走向。

    翻检报人与作家、学者们的随笔集子，我的感受是，两者之间的联系是那样的密切，有时甚至是如胶似漆，大面上似乎也有若干区别。哲学点说，报人随笔在客观性、时间性、纪实性、速写性、必然性和追寻普遍性诸方面，铸造了一个有实力和战斗力的方阵；作家学者们的随笔，多在主体性、空间性、灵感化、铺张扬丽、讲究轰动效应、追求永恒方面，显示自己的才华和智慧。荣来先生的报人随笔至少是这样的，把存在及其时间放在第一位，突出白乐天式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奋力张扬现实感、使命感、责任感、针对性，毫不掩饰地书写“遵命文学”，执意让客观、时间、理性、理趣、必然、普遍、情节、细节、素朴、感伤诸如此类，占去他太多的运筹时间、思维空间和文稿篇幅，尽可能在这种方圆里寻找自己最大的、最恰如其分的、最美好的、最个性化的发挥。发挥到一定程度，就能够在循规蹈矩中显现他心仪已久的“随”，使文气攀升到另一层境界。这样的散文随笔，与刘白羽那样宽阔的空间感、秦牧那样的融通毕生所学、杨朔那样的清词丽句、周涛那样的诗化以及余秋雨的所谓文化，是截然不同的，有属于报人随笔和荣来先生自己栖息的处所。

　　                                  （原文发表于文艺报2006年1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