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努力，我国从低收入国家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现在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是我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何谓中等收入陷阱？

张蕴岭：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后，长期停留在中等收入区间。从世界范围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先后达到中等收入发展水平，但真正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行列的并不多。正因为如此，才把这个区间称为“陷阱”。拉美国家的情况最为突出，大多数国家长时间滞留在中等收入陷阱里，比如阿根廷，在这个陷阱里呆了半个世纪了。拉美大国中只有巴西有希望经过几年努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在东亚，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先有日本，后有“四小龙”即韩国、新加坡以及我国的香港地区和台湾地区。文莱也已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不过它的情况比较特殊，主要靠能源收入，得益于能源价格上涨。马来西亚本来比较有条件实现跨越，但至今还在中等收入陷阱里。还有泰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发展速度也比较缓慢。

记者：为什么有些国家和地区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有些却不能呢？

张蕴岭：从那些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来看，主要是靠积极的升级政策和良好的体制。具体来说，主要表现为采取积极的产业升级政策，大力推动技术和管理体系创新，以创新来推动产业结构、经济结构不断升级；重视对人力资源的培养和利用，不断改进管理，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形成支持经济增长和社会变革的包容性机制。从那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的教训来看，主要是没有形成推动改革创新的政策，经济缺乏改进升级的动力和支持。还有的是因为政府对市场的直接干预过多，市场缺乏活力。此外，发展缺乏包容性，导致收入差距过大，引起社会内部的分裂，也是一些国家的重要教训。当然，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情况很不相同，需要做具体分析，过分强调共性会掩盖个性特征。

记者：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和教训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实质是什么？

张蕴岭：若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分析，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实际上是经济发展的阶段性提升和跨越问题。一般来说，经济增长需要从依靠劳动、资本投入拉动向依靠技术、创新拉动转变。这种转变是生产要素效率提升的过程，也是实现收入由低到中再到高的过程。根据研究，导致一个国家或地区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最主要因素是生产要素效率不升反降，而导致生产要素效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增长长期停滞在依靠劳动、资本投入的阶段上。

若从更宏阔的视角来分析，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是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转变的问题，因为它不仅涉及经济，而且涉及社会、政治甚至文化等诸多方面。因此，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综合的进步，包括保持经济持续增长、提高经济社会发展的包容性、保护生态环境、形成良好的治理制度等。这些方面也许一开始难以同时都达到，比如在初期阶段会更加注重经济增长，但要逐步实现几个方面的并举，否则各种矛盾就会累积、恶化，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进程就会出现停滞甚至倒退。

记者：目前关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与实践中，有什么需要注意的问题？

张蕴岭：目前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建立在人均国民收入水平上，但以货币衡量的收入水平只是一个数量指标，简单的数字容易产生误导。现在研究者开始设计一些新的指标，比如“幸福指数”，其中环境因素占的权重就比较大。另外，现在国际上衡量有没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一般以美国为标杆，也就是说要看跟美国相比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这也有问题。因此，我们应该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提出新的衡量标准，制定新的跨越指数。

记者：对于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您如何看？

张蕴岭：目前，东亚地区经济发展面临许多新的挑战。一是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发生变化，主要是发达国家的市场需求增长放慢甚至萎缩，出口对东亚地区经济增长的拉动机制运转不灵了；二是多数国家的生态环境恶化，收入差距拉大，发展的可持续性面临挑战；三是以传统的工业化、现代化为模板的追赶增长模式受到资源、环境等诸多方面的制约，必须进行调整和转型。

我国正处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阶段。尽管很多人对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持乐观看法，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面临的挑战还是很严峻的。为了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一是必须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机制，加快实现经济增长由依靠劳动和资本投入拉动，向依靠技术和创新拉动转变；二是必须扭转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加快向绿色经济、节能经济结构转变；三是必须建立经济社会发展的包容机制，提高经济发展成果社会共享度。我们要抓住今后十几年的发展机遇期，通过深化改革开放，力争尽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中国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关键一步。

(人民日报2013年6月9日第五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