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总是好奇的。这种好奇不仅表现在对未来的憧憬——想知道我们将来会变成什么样，更体现为对过去的追问——想知道我们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可以说，人对历史的兴趣是与生俱来的，这也使史学成为一门古老而又常青的学问，具有永恒的魅力。那么，对于不是专门从事历史研究的大众来说，除了上学时所学的历史知识，又主要是通过什么途径来了解历史呢？从当下的实际情况看，史学论文或专著显然并非大多数人的第一选择，反而是反映历史的小说、电影、电视剧等成为主要途径。然而，由于不够专业、严谨，小说、电影、电视剧等所传播的历史知识难免存在种种讹误。换言之，在面向大众的历史知识传播、历史文化传承中，史学家所发挥的作用与其所具有的专业能力并不匹配。这是一个令人沮丧的悖论，也是一个需要反思的问题。

或许有人会认为：史学家的任务就是研究历史，传播并非其职责所在。这话有一定道理，但不全对。史学家首先是要研究历史，但只埋头研究却不理会传播，势必削弱史学的社会功能，而实现史学的社会功能恰恰是进行历史研究的重要目的。古人云：“欲灭其国者，必先灭其史。”的确，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没有历史的集体记忆，就难有现实的广泛认同，就难免出现数典忘祖的悲哀。一个国家，自身的历史越是深入人心，未来的发展就越有凝聚力。所以，有识之士总是强调国可亡而史不可灭这样一种观念。可见，历史素养应该是国民素质最基本的组成部分。那么，历史靠谁去传播？主体很多，但从社会分工、专业能力来看，史学家显然责无旁贷。从某种意义上说，让自己的研究成果走出书斋，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是史学家必须担当的责任和使命，而非单纯的个人意愿与喜好。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史学家一直有着为时代立鉴这样一种襟怀与宏愿。这也激励着当下的史学家们自觉地去传承历史、服务大众。但与现实需求相比，目前的史学传播与大众需求还是相差甚远，个中缘由很多，有两条是主要的。一是与史学发展的内在理路有关。历史研究是在一定的理论指导下进行的，不同的理论分化出不同的流派、衍生出不同的风格。比如，偏于数量计算、定量分析的研究成果总是相对枯燥无味；长于叙事、描述的研究成果总是相对引人入胜。不同的流派和风格在学术上并无必然的优劣之分，但其研究成果对公众的吸引力却大不相同。令人遗憾的是，当下的一些史学研究成果在风格上与大众存在明显的隔阂。二是与当下的学术评价机制有关。当学术评价机制更多地是从论文发表的数量以及被引用率等量化指标来评判史学家、而不是从更广的范围考虑其社会功能时，史学的作用就容易被狭隘化，史学与大众的互动就容易被弱化。

历史研究归根结底是为现实的人服务。大众的需求是历史研究的学术增长点，是史学之树常青的源泉。脱离大众而自我封闭的研究，既像是奢侈的精神游戏，更像是自我消解的陷阱。因此，让史学走出书斋，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应是史学繁盛的不二选择。这当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也不是仅凭史学家单向的意愿就可实现的。不过，史学家首先至少可以让自己潜心研究的成果通俗起来，能让大众喜闻乐见。毕竟，通俗性与学术性并非天然对立，通俗易懂又不失学术规范并非不可调和。需要指出的是，追求通俗决不是抛弃学术的严肃性而去信口开河、胡乱戏说，丧失学者的权威性而去油腔滑调、插科打诨。对于史学家来说，还需记得自己肩负着一种社会责任：通过自己的学术传播提高国民的历史素养。

(人民日报2010年8月13日第七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