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7月16日，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作客新华网，解读宏观经济的各项数据。图为访谈现场。新华网 陈竞超 摄

我国经济“中考”成绩于昨日正式出炉。数据显示，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GDP）248009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7.6%。其中，一季度增长7.7%，二季度增长7.5%。业内认为，这一数据并未超出市场预期，这主要受到当前世界经济形势低迷、我国潜在生产率下降等因素的影响。此外，种种迹象表明，今天的中国经济，正在转型道路上加快前行，调结构越来越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基调。

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7月16日在接受新华网记者独家专访时指出，从去年起，我国经济总的趋势是在温和回落，我国已经步入一个转型升级的新阶段，即从过去的高速增长转为一个较高速度成长的新阶段，这是一个必然规律，是经济增长阶段变化带来的潜在增长率下降的客观现实。

这从数字上可以明显看出，今年一季度GDP增速为7.7%，去年四季度为7.9%，去年三季度为7.4%。可见，总的趋势是温和回落的，马建堂指出。

马建堂称，我国经济下滑的原因，是多种因素并存的结果。“有长期因素，也有短期因素；有外部因素，也有内部因素；有客观的因素，也有主动调控的影响。”

“长期因素，是我国已经进入了一个转型升级的新阶段，即从过去的高速增长转为一个较高速度成长的新阶段，这是一个必然的规律性变化。或者说，这是经济增长阶段变化带来的潜在增长率下降的客观现实。”马建堂说。

由于中国经济出现一定程度的放缓趋势，但从半年报的成绩来看，中国经济只是适度回落，马建堂表示，经济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根本变化，但也还是有一些变化。

首先是我国人口和劳动力的供给格局有变化。他说，这几年人口自然增长率逐步放缓。2012年16周岁到60周岁的劳动年龄人口9.22亿，比上一年绝对减少了205万。中国老龄化60周岁以上的人口，2012年已经达到1.97亿，占我国大陆总人口的14.3%。随着老龄人口不断增加，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和总量首次出现绝对减少，其结果必然会影响人工成本。所以，这几年人工成本增加得很快。“有些纺织企业、制鞋企业就转移到东南亚去了，因为那边的人工成本更便宜。所以，人口和劳动力供应格局的变化恐怕是我们的基本面发生了一点变化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再有就是资源环境。马建堂指出，我们国家人均资源占有水平不高，特别是资源利用的效率还需要大幅度地提升。现在中国的资源利用效率相对于世界平均水平来讲，还是很低的。马建堂举例称，2009年我国每万美元GDP的能耗7.68吨标准油，而发达国家中的美国是1.92吨，其他的欧洲发达国家是1吨多一点。而2009年中国GDP占世界份额8.6%，但是消耗的煤碳占全球的62%，消耗的淡水占全球的14%。

“在这种状况下，一方面是劳动力供应变化使得人工成本增加，另一方面资源环境对我们的约束增强，经济不可能再像过去几十年那样保持两位数以上的高速增长了，这就是长期因素。”马建堂指出。

第三，从外部因素来看，这一轮经济减速应该说与外部环境的变化有直接关系。2008年以雷曼兄弟破产为标志的金融危机，使很多国家的经济到现在都没有走出来，这种状况不可能不影响到我们国家。比如说，从2010年到去年，全球的增长速度，2010年GDP增长5.2%，2011年增长3.9%，2012年增长3.1%，呈现下行态势；其中，发达经济体2010年增长了3%，2011年增长1.7%，2012年增长1.2%；发展中国家2010年增长7.6%，2011年增长6.2%，2012年增长4.9%，都在减速。而我们国家对外依存度很高，进入新世纪的前十年对外贸易依存度都在50%以上。我国相当多企业的市场是在国外。

马建堂认为，世界经济的减速，发达经济体减速更大，对中国的经济特别是对沿海地区、对出口导向型的企业不可能不带来影响。出口导向型企业不好，其消耗的原材料也在减少，也连带影响其他行业。

“所以，这一轮的经济下行应该与外部环境的变化有直接的关系。”马建堂指出。“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经济的加快发展对我们来说是相对利好，世界经济的下滑、减速我们不可能独善其身。另一方面也还得承认，我国经济减速或下行，也与国内自身积累的矛盾有直接的关系。国内积累的矛盾就是不可持续、不平衡的问题。我觉得比较突出的有如下两个问题：一是产能利用率低。我们国家现在产能利用率确实不高，换句话说，产能过剩问题比较突出。最新数据显示，2013年二季度末所有工业行业产能利用率78.6%。也就意味着，21.4%的产能是闲着的，有些行业利用率可能还更低一点。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如果需求相应不足，那就必然导致产品价格下跌、销量下降，然后企业陷入困难，这就会对经济就带来负的拉动。这是一个很突出的问题。二是资源利用率还比较低，增长方式还比较粗放。所以，这些国内长期积累的矛盾使得中国经济增长受到了影响。”

第四，这一轮经济的下行确实也有主动调控的成分在里面。马建堂解释到，“比如说，2010年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二五’规划的建议，就明确地把‘十二五’期间经济增长速度目标定为7%，这是中共中央关于‘十二五’规划的一个建议。2011年3月份两会通过的‘十二五’规划，正式把‘十二五’的经济增长目标确定为7%。今年年初将全年的经济增长目标确定为7.5%。这都意味着党中央、国务院不再追求过高的速度，不再以GDP的增长论英雄，而把经济发展的动力转向转方式、调结构。所以，‘十二五’规划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结构调整为主线。我想，这就是党中央、国务院对经济增长速度的一种主动调控，体现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于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深刻认识，体现了新一届党中央对传统的、粗放的发展模式弊端的自觉认识。从而，在将经济保持在一个平稳的发展速度的同时把更大的精力放在‘调结构、转方式、促改革’上来。”（新华网北京7月16日电 徐曼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