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农村三部曲”《篱笆·女人和狗》、《辘轳·女人和井》、《古船·女人和网》，在荧屏上刮起了一股强劲的东北风。枣花、茂源老汉、铜锁、小庚等角色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下，中国电影、电视剧创作诸侯烽起，生产数量出现井喷，其中虽不乏精品，但平庸之作较多，甚至还有为数不少的“豆腐渣工程”。前些时候，吴天明导演在接受采访时尖锐地提出：“现在我们到处都是著名导演、著名编剧、著名演员，可名著在哪儿呢？”他的这一声问，真的是让人感到震聋发聩！我们的文学艺术，特别是影视剧创作，确实正处在“著名”极多，“名著”极少的时期。出现此种状况，原因是多方面的。在创作中缺少群众意识和艺术家的良知，便是诸多原因中的主要原因之一。

文学艺术作品的价值，常常就表现在它所达到的群众意识高度上。恩格斯在致保尔·恩斯特的信中指出，历史的发展不取决于少数人的意志，而是由在许多单个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历史合力”来决定的。……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价值主体，也是社会历史的实践主体。最广大人民群众情绪和愿望的总和，决定着历史发展的方向。我们作为艺术创作者，应当具有群众意识，要沿着最广大人民群众意志“合力”的方向，表现他们的最大愿望，反映回荡在他们心底深处最强烈的呼声。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主旋律。

所谓“具有群众意识”，首先就是要以人民为中心来进行电影、电视剧的创作，提倡“有血痕无墨痕”的佳作，摒弃“有墨痕无血痕”的赝品，鄙弃反人民、反人类的精神垃圾。我们应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努力拉近银幕、荧屏与观众的心灵距离，让我们的作品与广大的中国观众贴心、碰心。过去和现在，我们的许多作品之所以受到观众冷遇，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跟老百姓隔心，有太多的粉饰、太多的虚假、太多的回避、太多的矫情，让广大观众有太多的厌烦、太多的不信服。

前一段时间，我们集中看了近二十部的伊朗电影，不全好，但好的不少。伊朗的艺术家们，始终深情地凝视着自己国家的人民，非常富有质感和富有情怀地表现他们的生活。作为政教合一的国家，伊朗不单制度落后，社会黑暗，人民贫苦，而且电影工作者也只能在政府管制、宗教和社会习俗的多重约束下创作，对他们来说创作自由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然而，这种种情况并没有泯灭“伊朗电影人”去看、去想、去盼望的激情。他们在理想与现实的夹缝中求生，以清新质朴、恬淡温暖又充满哲理的影像风格去表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以友谊、宽容、挚爱、和谐这些久违的主题重新撞击着我们的心扉。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注意并深思的艺术现象。

对于每个艺术家来说，仅有群众意识是不够的，还要有创作者的良知。当前，我们的国家正进行着伟大的社会变革，正发生着日新月异的深刻变化。太阳很亮，但总有光明照耀不到的角落；前行的大潮激流勇进，但同时又有各式各样的沉渣泛起；真与假同在，善与恶并行，美与丑互衬；我们的人民，激情澎湃地创造着历史，同时也背负着历史的重轭……作为艺术创作者，我们有责任表现这一切，要自觉地贴近、逼近乃至融入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活动，以他们真实的生活为中心，勇敢地抨击假恶丑，大力地弘扬真善美，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努力让我们的作品引起广大观众心灵、情感、理想的共鸣！

我们强调努力让作品引起广大观众共鸣，与以媚俗的方式迎合观众不是一码事，与“娱乐至死”更不是一码事。娱乐，是文艺作品的重要品格之一，也是它区别于其它一切意识形态最显著的标志。但娱乐，并非是文艺作品唯一的和全部的品格。世界著名的媒体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尼尔·波兹曼说过：“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让文化变成一座监狱，另一种就是把文化变成一场娱乐至死的舞台。”像我们文革时期那样的“文化专制主义”与当下出现的某些“娱乐至死”倾向，都足以把我们民族的文化精神拖向枯萎。“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所描绘的情境，是一种“娱乐至死”；当下，我们某些“媚俗”和“凌尊”的作品同样也是。在世间的喧哗与骚动中，如何坚守艺术的品格和艺术家的良知，如何努力创作出既不“欺世”，也不“媚俗”，同时又能让中国广大老百姓赏心悦目的作品，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大课题。

当然，我们强调艺术家要有群众意识，要以人民为中心来进行电影和电视剧创作，并不排斥像鲁迅先生那样以笔作为解剖刀，深刻剖析我们中国人的“国民劣根性”。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使歪风邪气不仅泛滥于官场，也风靡于民间。生活在底层的人们，同样也是复杂的矛盾统一体。他们身上，同样也有人性的落后面，也有精神痼疾，也有鲁迅先生所说的那种“国民劣根性”的东西。倘若一写到或一拍到他们，就只是一味地同情与赞许，那也是不可取的。现在，我们在表现官场和商场时，作品并不缺少批判的锋芒，但在表现底层人们的时候，往往凝视多于审视，同情多于解剖，甚至只有凝视没有审视只有同情没有解剖。这会减弱作品的现实品格和现实主义力量。当年，鲁迅先生并未因阿Q贫穷而将他写成中国的脊梁，也并未因孔乙己落魄而将他誉为中华民族的未来。我们强调以人民为中心进行影视剧创作，就是要关注当代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现实，就是要把人性内容中假的、恶的、丑的、真的、善的、美的都一句句真切地告诉给观众——怀着火一样的愤恶和蔑视，也怀着深切的关注和真挚的爱。

同时，我们还要努力摒弃“恶劣的个性化”倾向和过分的“边缘化”倾向。艺术家，在相同的道路上各自失败，在不同的道路上各自成功。没有艺术个性，不敢领新标异，是不可能大有作为的。但艺术个性和领新标异，与“恶劣的个性化”和过分的“边缘化”是两码事，它需要有老黑格尔所说的“常醒的理解力”，需要关注“人类共同的认知”。艾斯特哈兹·彼得在评介皮娜·鲍什的表演时说过：“把脸埋进洋葱里，自然会哭泣。艺术的问题在于：如何将私人的体验与感受转化为共同的认知，如何将个人的哭泣（或对哭泣的模仿）转化为舞台上的哭泣和观众的哭泣。在台上真正地去哭还不够，诚实仅仅是个起点，必须要普世地哭泣……”历史的发展方向，不取决于少数英雄人物的意志，同样也不取决于个别或极少数平民百姓的意志，它取决于整个社会的“合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只有在作品中“将私人的体验与感受”转化为“人类共同的认知”，才有可能在真正的意义上征服观众并与观众心灵相通。有位作家朋友总结：“美国主流电影几乎全是真善美战胜假恶丑，正义打败邪恶。看来，这是最大的商业价值。”我们认为这位作家朋友的意见是值得思考的。美国电影，确实是充满了美国精神和美国式的英雄主义，也充满了人性内容。他们的电影，在传达人类共同的情感符号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传达着本民族的价值取向，并没有因此而影响“票房价值”。这让我们思索：过于特定的东西，譬如生硬概念化地图解具体的政策，或者过分美化现实生活、极度夸张地渲染现实生活中的丑陋和苦难等等，都会与观众所熟悉的日常生活产生隔膜，不容易让最广大的观众群“接收这种符号和系统”，更难以“引起受众在感官上的反应。”

综上所述，我们在影视剧创作中既要有群众意识，又要有艺术家的良知。一个成熟的作家和艺术家，需要有自己独立的审美立场和价值判断，进而确定作品与生活现实的关系、作品与未来发展的关系。没有文学支撑的导演是走不远的，没有理论支撑的作家和编剧也是走不远的。艺术创作是一场马拉松竞赛，时间，唯有时间，才是文学艺术作品最权威最公正的批评家。我们只有以人民为中心，真实而又富有远见地表现生活，让人文、人性、人本的阳光在我们的作品中尽情跳跃与流淌，我们的作品将来才不致于在时间的铁砧上褪色、风化，乃至灰飞烟灭，才会是万古流淌的不废江河！（韩志君 韩志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