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老的中国长期受到西方的景仰。从恺撒大帝对中国丝织品的痴迷，到中国的四大发明对西方现代文明的催生，中华文明始终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作着重要的贡献。英国哲学家培根曾对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产生的影响和作用作出这样的评价：“注意一下发明的力量、效能和后果，是很恰当的。这在古人所不知，较近才发现、而起源不清楚的三项发明中，表现得再明显不过了，即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因为这三项发明已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和事物的状态，第一种发明表现在学术方面，第二种在战事方面，而第三种在航海方面。从这里又引出了无数的变化，以致任何帝国、任何教派、任何星辰在人类生活中似乎都不及这些机械发明有力量和有影响。”尽管培根还不了解这些发明的来源，一些西方人不愿说出甚至故意模糊这些重大发明的来源，英国人李约瑟经过深入研究向西方人阐明，这些发明均来自中国，并用事实证明“世界受惠于东亚，特别是受惠于中国的整个情况正在非常清楚地显现出来”。

西方对中华文明，特别是对中国的道德、政治制度、人民的勤劳、爱好和平等都给予高度的评价。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说：“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就是说，是土地最肥沃，耕作最精细，人民最多而且最勤勉的国家。”18世纪中叶，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说：“由于它（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它在伦理道德和治国理政方面，堪称首屈一指。”（伏尔泰：《路易十四时代》，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594页。）法国思想家伏尔泰说：“我们不能像中国人一样，真是大不幸！”但是，启蒙运动过后，西方进行着轰轰烈烈的工业革命，中国变得落后而愚昧，鸦片战争后，中国国家形象经历了漫长的被轻蔑的时代。就连马克思在1856年年底至1860年年初在《纽约每日论坛报》发表的评论性文章，也受到了这种舆论的影响。这种被轻蔑的时代，一直持续到抗日战争时期才有所改变。1958年美国人哈罗德?伊罗生对此作了深入的观察和精辟的说明。

1942年，“珍珠港事件”后的4个月，在对美国人进行的全国范围的抽样调查显示，60%的人不能在地图上指出中国的位置，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在一些新兴的更大的强国之间的争斗中，亚洲很快成为主要的舞台，成为产生我们当代历史上一些最重要的后果和决定的舞台……最多在12年前（大约在1945年、1946年前后），中国以甚至连最有思想的美国人都无法想象的方式，成为影响美国国内政治、一些人能够升任高官及在公众中名声或毁坏名声的重要因素，对此的关心、警告、争论、失望、反责和谩骂会连续几个月甚至几年地充斥于新闻报刊及广播中。中国以其在世界事务中的崭新地位，在强加于美国的许多决定中，成为核心，通常甚至是决定性的因素；它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我们与全球其他所有国家，不管是朋友还是敌人的关系。”（《美国的中国形象》，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4页。）这些情况反映的是从抗日战争后期到新中国成立，再到中国人民在朝鲜战场上对美国的胜利大约不到10年的时间内中国影响力的变化以及在美国产生的影响。1971年10月，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和权利，直到这时中国才真正摘掉了被西方轻蔑的帽子。然而，中华民族开始再次真正走上世界的中心舞台，是在2008年8月北京奥运会开幕及以后的日子。近年来，深谙中国发展状况及中国的发展对世界产生的深刻影响的人们，对中国的形象给出了客观的评价。随着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大幅提升，中国的良好的国家形象正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中国梦就是这个形象最简约的表述。

来源：《读懂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