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为实现梦想开辟道路，道路把梦想变为现实。实现梦想离不开对理论和道路的艰难探索。中国共产党对建立真正民主共和国的理论和道路的探索，经历了十分复杂的历史过程，收获了指导彻底的民族民主革命的宝贵理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

从国际视野来看，中国共产党对民族民主革命理论和道路的探索与向苏联学习革命密切相连。对于刚刚登上历史舞台的中国工人阶级及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既没有符合国情的成熟的革命理论，也没有符合国情的成功的革命道路可资借鉴，可以借鉴的只有以往农民革命、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教训以及苏俄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道路。在资产阶级革命派向西方学习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梦想破灭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开展的革命，没有别的道路可走，只有向苏联学习。以俄为师、向苏俄学习革命，就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必然选择。其实，对于早期共产党人来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在思想上已经接受了十月革命的理论和道路。1920年9月，陈独秀发表《谈政治》一文，明确宣布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表明他已从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1921年1月1日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召开新年大会，在讨论改造中国的方法和手段时，毛泽东在大会上发言说：现在国中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显然有两派主张：一派主张改造，一派则主张改良。改良是补缀办法，应主张大规模改造。“至于方法，启民（即陈启民——新民学会会员）主用俄式，我极赞成。因俄式系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只此方法较之别的改造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质为多。”2日，毛泽东发言时说：“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页。）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道路，是在其他道路走不通的情况下没有办法的办法，是众多社会改造方案中最有可能的方法。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国的革命理论和道路完全借鉴了十月革命的理论和模式。而无论理论还是道路，都是作为彻底改造中国的工具引进和使用的。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要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工具看待，没有什么神秘，因为它合用，别的工具不合用。”毕竟，学习他国的理论和道路用于自身的革命需要一个过程。著名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说：“对于一种文明来说，活着就是既能给予又能收受和借用。借用是一项艰难的任务，想借用的人不能都像师傅那样得心应手地使用采用的工具。”（费尔南?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下卷，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176页。）马克思主义这一工具从西方经俄国传入中国，就其对于当时的共产党人的使用来说，的确不是像有经验的老师傅使用工具一样得心应手，而是像作为新手的学徒一样在一种极其严酷的环境下展开的。这一应用的艰难过程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生搬硬套阶段、反复试错阶段、熟能生巧阶段。第一个阶段，在思想上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在革命方式上“走俄国人的路”，即激烈的社会革命道路，在具体模式上，就是城市武装暴动。第二个阶段，机械地学习和套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苏联的经验，出现教条主义错误，造成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导致大革命的失败和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第三个阶段，在吸取前期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基础上，进行创新，走自己的革命道路。毛泽东突破了教条主义的迷障，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新的革命道路，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路。以遵义会议为界限，在以后的革命道路上，我们党不再迷信苏联的经验，而是走自己的革命道路，这成为此后中国革命的基调。这标志着我们党向苏联学习革命已经进入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即独立自主阶段。在思想上我们党不仅摆脱了对苏联革命模式的依赖，而且在批判和避免苏联革命模式对中国革命干扰和影响的基础上形成了新的自觉和自信。把这种自觉自信上升到思想认识的高度，是在1938年9至11月间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完成的。10月，毛泽东代表中央作《论新阶段》的报告时说：“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

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58—659页。）“洋八股”、“空洞抽象的调头”、“教条主义”，都是指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的苏联的理论、经验和做法。毛泽东在报告中提出，经过建党17年来的学习探索，我们党已经学会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十七年来，我们的党，一般地，已经学会了使用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武器——思想上政治上及工作上的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一方面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又一方面反对左倾机会主义。”（《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53—654页。）1939年年底至1940年年初，毛泽东先后发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系统总结中国革命的独创性经验，完整地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理论。1945年，中共七大正式提出毛泽东思想，标志着向苏联学习革命已经取得思想理论上的丰硕成果。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飞跃，而且是把中国革命实践马克思主义化的飞跃。经过中国革命的实践检验的马克思主义，成为指导中国革命的真理和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的信仰。到1948年建立真正民主共和国的梦想即将变成现实时，毛泽东在《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总路线：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可以说，向苏联学习革命贯穿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始终，正是从向苏联学习革命开始，中国共产党人逐步走上独立自主进行革命的道路，并取得革命的成功。

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自身发展的规律来看，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梦想的理论和道路是在逐步深入地研究和了解中国国情以及总结革命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是与在实践中不断解决关系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前途命运的许多重大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正是对国情的深入了解和对这些重大问题的不断探索和解决,实现中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前景才越来越明朗，并最终取得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具体来说，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在实践中对重大问题的解决，主要经历了以下四个历史阶段，这四个阶段不仅有着时间上的连续性，而且有着思想理论和道路从形成到发展完善的内在逻辑，从而构成了中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从梦想向现实转化的路径。

来源：《读懂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