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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的政治觉醒
公茂虹
2013年07月02日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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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提出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的梦想,毛泽东在阐述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时为什么强调“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进行的革命斗争是要接续资产阶级革命派没有完成的反帝反封建任务。辛亥革命建立的中华民国不是“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不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这是因为,中华民国成立后中华民族被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奴役的现状不仅丝毫没有改变,而且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危险进一步加剧。……这些都说明,中华民国成立后,不仅没有实现民主共和,而且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处境更加险恶。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建立民主共和国,仍然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理想。

为什么中华民国成立后不能实现民主共和,原因何在?这是当时许多人考虑的问题,也是中华民族继续探寻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梦想之路必须迫切解决的问题。问题的核心在于民众没有真正实现政治上的觉醒。只有唤起民众的觉醒,中国社会才能继续前行。对这一问题认识较早的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代表人物梁启超,所以,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用常带感情的笔锋投身民众思想启蒙,主要是输入西方的新知识新思想,用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启迪民智。戊戌变法失败后,维新派与革命派展开的要改良还是要革命的论战,进一步教育了民众,使更多民众放弃了对改良的幻想而倾向于革命,特别是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的成立,进一步把民主共和的理念传播到民众之中。但辛亥革命后,中华民族在政治上并没有完全觉醒。中华民族没有完全觉醒的根本原因在于受封建主义的毒害深重。辛亥革命后人们发现封建主义思想成为社会进步的巨大障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与封建主义思想的矛盾冲突和交锋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新文化运动倡导的民主与科学思想,其矛头直指促成洪宪帝制、张勋复辟以及支撑北洋军阀统治的封建主义思想。这些新思想一方面以前所未有的思想力量冲击着旧的思想;另一方面以一种崭新的思想启迪着人们的觉醒,为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为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开辟着思想道路。

对于中华民族还没有完全觉醒这一现实,批判最为深刻的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鲁迅。鲁迅在20世纪20年代前后先后发表了一系列作品,深刻揭示辛亥革命前后民众精神麻木的状况,并努力唤起民众的政治自觉。1923年8月北京新潮出版社出版鲁迅的小说集《呐喊》,收入作者于1918年至1922年间发表的《狂人日记》、《孔乙己》、《药》、《阿Q正传》等不朽名篇。《〈呐喊〉自序》说:“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学医出身的鲁迅,真正看出了中华民族积贫积弱的病灶。意识到要改变民族的命运,首先必须拯救民族的灵魂。后来,他在谈到《阿Q正传》成因时说:他要“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又说:“我虽然竭力想摸索人们的灵魂,但时时有些隔膜。在将来,围在高墙里面的一切人众,该会自己觉醒,走出,都来开口的罢,而现在还少见,所以我也只依了自己的觉察,孤寂地姑且将这些写出,作为在我的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集外集?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鲁迅全集》第七卷,第78页。)新文化运动对封建主义思想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对君主专制进行了清算。1916年年初,在袁世凯称帝之前,美国人古德诺发表了《共和与君主论》,杨度发表了《君宪救国论》等文章,散布中国宜于实行君主制,没有君主便要“灭亡”的谬论。《新青年》针对这种情况,发表了陈独秀的《一九一六年》、《吾人最后之觉悟》,李大钊的《民彝与政治》、《青春》等文章,深刻揭露君主专制的危害。新文化运动在反对封建主义,倡导民主主义思想的同时,热情传播十月革命及社会主义思想,使社会主义思潮成为新文化运动及五四运动时期一种主要的社会思潮。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爆发,《新青年》因应世界形势发展的需要,以大量篇幅发表了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和社会主义理论文章。1918年11月,《新青年》发表了李大钊撰写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篇著名文章,热烈欢呼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在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领导下,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提倡民主,反对独裁;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的新文化运动,宣传了西方的进步文化和社会主义思想,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反响。新文化运动号召“打倒孔家店”,鲁迅直称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历史是“吃人”的历史等,对封建主义的批判具有彻底性的特点。同时继新文化运动兴起的五四运动不仅接续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倡导的暴力革命的思想,接续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而且传播了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这一思想与新文化运动旨在唤醒民众的思想启蒙恰好吻合,这就在思想上为人民大众的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做了思想准备。正是在这种人民大众的彻底的反帝反封建思想影响下,许多激进民主主义者很快完成了向社会主义者的转变。1921年3月,李大钊呼吁在中国创建工人阶级政党,他认为:“中国现在既无一个真能表现民众势力的团体,C派(即共产主义派)的朋友若能成立一个强固的精密的组织,并注意促进其分子之团体的训练,那么中国彻底的大改革,或者有所附托!”李大钊显然洞见了一个代表人民大众的强有力的政党对于中国开展彻底的民族民主革命的极端重要性。而这种洞察,实际上是基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华民族政治的觉醒。也就在这时,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

恰是在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二次革命”失败后不久,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一个更加先进的阶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迅速成长起来。在世界范围内,第一次世界大战产生的最有影响力的结果是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从此世界进入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无产阶级作为最先进的阶级开始登上历史的舞台,并逐步掌握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主导权,从而推动着整个中华民族的政治觉醒。特别是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和十月革命的启迪,中华民族真正意识到要取得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彻底胜利,必须联合各革命阶级和团结世界进步力量以暴力革命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暴力统治,这就是中华民族政治上的觉醒。中华民族政治的觉醒,标志着中华民族曾经幼稚的梦想的幻灭,标志着中华民族基于中国国情、团结一致谋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从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梦想的开始。正是这种政治的觉醒,为取得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说:“在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国里,要想发展工业,建设国防,福利人民,求得国家的富强,多少年来多少人做过这种梦,但是一概幻灭了。许多好心的教育家、科学家和学生们,他们埋头于自己的工作或学习,不问政治,自以为可以所学为国家服务,结果也化成了梦,一概幻灭了。这是好消息,这种幼稚的梦的幻灭,正是中国富强的起点。”

来源:《读懂中国梦》

(责编:万鹏、赵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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