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主义存在

　　变与不变的双重维度破除“泛制度化”的错误认识倾向支持经济持续

　　道德关注不能就道德说道德

　　李德顺在《求是》2013年第10期撰文指出，道德关注不等于孤立地就道德说道德，不等于忘记了道德体系本身的历史性和条件性，无批判地固守旧的道德。现实中的道德危机，已不是一味强调“要讲道德”，或不断出台“要怎样，不要怎样”的规范细则所能够化解的，而需要对基本道德理念和道德思维方式加以反思和改进才行。这些年来有很多争论，如当前道德形势判断的“滑坡论”与“爬坡论”，评价社会道德状况的“道德理想标准”与“社会发展标准”，关于道德导向的“恢复传统”说与“适应改造”说等，实际上都涉及对道德的本质、基础、社会功能的深度反思和重建，需要从道德与文化一体化的高度来回答一系列带根本性的问题。只有通过思想理论、制度和规范体系、道德教育和道德实践领域的深入改革，付诸坚持不懈的贯彻和培育，才能走出道德困境，带来社会秩序优化、国家长治久安、人民生活幸福的效果。

　　GDP主义是中国梦最大敌人

　　郑永年在2013年4月17日《青年参考》撰文指出，GDP主义不能帮助中国实现“中国梦”。从发展的角度来看，GDP主义不仅不能帮助中国把经济增长潜力充分发挥出来，反而会导致短时间内耗尽潜力，甚至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改革、发展和稳定应当是中国转型所追求的模式，即通过体制改革追求高质量的GDP，通过高质量GDP的增长实现小康社会，达成社会稳定。这是良性的发展模式。但通过地方政府动员片面追求高速发展而得到的GDP，则造成了相反的结果。GDP主义表面上在追求“中国梦”，实际上在扼杀“中国梦”。从长远看，GDP主义必然是一条自我击败的道路。实际上，对各级政府官员来说，真正重要的不是2020年中国的GDP有多少，而是给老百姓一个实现他们的真实“中国梦”的承诺。

　　爱国主义存在

　　变与不变的双重维度

　　刘成纪在2013年5月10日《光明日报》撰文指出，在现代与传统之间的碰撞和激荡中，爱国主义存在着变与不变的双重维度：从变的角度看，市场经济以及民主、公平、正义等观念，有助于使传统爱国主义摆脱基于血缘本能的盲目性，变得更趋理性；从不变的角度看，传统文化培育出的基本价值观，如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国家内部反分重合、人与人之间重德守信、个体自强不息等，已成为中华民族的集体认同，具有超越时代的精神特性。现代形态的爱国主义，既深植于传统，又是以传统为基础“接着讲”的。这意味着，既然中国精神包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两方面，那么这种创新精神本身就包含着对爱国主义的重新定义，并赋予它时代性的内涵。

　　破除“泛制度化”的错误认识倾向

　　华风在2013年5月13日《北京日报》撰文提出，看待个别极端现象或某些倾向性问题时，一般性地归因为制度因素，而对人在其中的责任和因素不做具体分析，这已成为某些人观察社会现象、分析社会问题的一种思维定势。这种绝对化、极端化的认识倾向，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不能科学地处理复杂的社会问题，具有不可忽视的危害性。大量历史事实反复表明，任何制度都不是万能的。制度优势能否得到发挥，制度缺陷能否避免，归根结底都取决于人。我们要正确把握人与制度的关系，破除“泛制度化”迷思，坚定“制度自信”，积极凝聚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的社会共识。

　　支持经济持续

　　增长的红利正在显现

　　刘志彪在《江海学刊》2013年第2期撰文指出，中国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主要表现为：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至今没有完全消退，全球经济正运行于重大技术革命到来之前产业结构调整的周期性底部阶段，一旦以3D打印机为特征的智能化技术革命浪潮正式确立，世界经济将由此进入新一轮上升阶段。另一方面，支持持续增长的因素表现为，新一轮改革的制度红利正在发力；人力资本红利正在累积；创新驱动的红利正在增长。另外，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使中国的发展具有缓冲能力，具有较大的回旋余地。众多农村人口的城镇化和城市“再城市化”的红利，也有很大的空间和厚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