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恩格斯所言，“军队指挥水平的差别具有更大的意义。”军事指挥历来有“统”“分”之别。战争的整体性要求集中统一，战争的盖然性要求适度分层。信息化条件下，军事指挥将由“聚焦计划”向“聚焦任务”迁移。联合指挥的要旨，是要寻求以战略意图和目标任务牵引各级行动，激发各级的主观能动性和自主创造性。

军事指挥需要集中统一，如“统”得过死，便失去了活性

解放战争后期，曾有美国人责问蒋介石：“你可以坐飞机到一线指挥，却为什么总打败仗？而毛泽东只能靠电报指挥，却总打胜仗？”对于此问，不同的视角会有不同的答案。单就军事指挥而言，指挥手段是直接还是间接，与指挥正确与否、效益如何并无必然的因果关系。

能坐着飞机亲临一线指挥的蒋介石，直接掌握部队指挥权，根据自己的设想和判断，经常越级向作战部队下达命令，昏招频出，败仗连连。反观我军，一线指挥员有很大的自主权。翻阅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数以百计的有关作战决策的电报，常常有用如下语句与各战区的司令员、政委们商讨战策，“究竟如何？望斟酌电告”“以上意见妥否望复”“如何部署盼告”“你们另有何种更有效之方法，盼告”等等。在统一的战略指导下，指挥权限的适度下放，非但没有影响战略意图，反而因广泛调动和激发下级的能动性和创造性，更好地实现了战略意图。

“凡兵之道，莫过于一”。古往今来，集中统一的军事指挥是赢得一切战争的前提。但它在服务于战争整体性要求的同时，也排斥着战争盖然性需求，它虽然可以通过层层控制，使作战行动有条不紊，但对于快速变化的战场情况的“适应性”较差，从而使整个作战体系的功能发挥受到限制。正所谓“指挥科学是标准化环境下的指挥艺术，指挥艺术则是非标准环境下的指挥科学”。作战指挥中，集中指挥与分散指挥的作用不仅不可相互替代，而且还要有机结合，找到无缝衔接与功能互补的“黄金分割点”，做到“统中有分、分中有统；以统驭分，聚力打赢”。

普鲁士总参谋长老毛奇（1800～1891）曾创造性地确立“只规定任务、不规定细节”的“委托式指挥”，在整体战略构架内，给予各级指挥员非常宽广的行动自由，鼓励下级在无序环境中自由寻觅稍纵即逝的战机。抛却政治观点不谈，二战初期，德国“闪击战”的成功，某种意义上正是得益于这一指挥方式。一个“极端”的事例是：在1940年的西部战局中，古德里安受领进攻法国的任务后，直到把英法联军赶过英吉利海峡，期间没有接到一个命令，一切都由他自己决定。

联合指挥更需集中统一，但“统”得更高，“分”得更活

信息化联合作战，参战力量多元，战场范围广阔，交战领域多维，要有效控制协调陆海空天电诸战场的各种作战行动，有赖于高度联合、集中统一的军事指挥。“统”，是联合指挥的必然要求，但较之以往有了更高的位移。

诚如美前驻海湾空军司令霍纳中将所说，“在海湾战争中，我们有的是千千万万的细节，我们把它们放在一起组成一个整体，提供一张每个人都唱同一首歌曲的乐谱。”信息化联合作战，细节越来越多，越来越独特，所有的“细节”（作战行动）都需要在“乐谱”（战略意图和目标任务）中按照自己的特殊规律独立运动。美国著名学者约翰·博伊德甚至提出用“领导与评价”概念替代传统意义上的“指挥与控制”的概念，他强调，军事指挥应该是对正在完成的事进行清晰明确的指导，通过评估而不是控制行动的方式来调整新的指导。

博伊德对指挥概念的修正不无道理。按照他的OODA循环理论，每一个层级的战争行动，都是一个“观察－判断－决定－行动”的过程。胜负的关键，在于顺利而快速地完成己方战争行动的周期，打断敌方的周期。当一个周期结束，另一个周期往往紧跟着就会开始。无数个战术、战役层面的OODA周期循环，推动战略层面的周期循环。而这些不同层级的循环是在不同时段、区域和条件下完成的，就像人体细胞，自我完成生命周期。显然，这些“细胞”生命需要实行“任务式战术”或“委托式指挥”，“因为如果一方能长期作战而不需再下命令，自然会比做任何事都要等待命令的另一方有更大的优势”。

从这个意义上讲，联合指挥“统”得更高，“分”得更活，在信息化战场上的优势将更加明显。信息化条件下，战争哲学已从“以大制小”变为“以快制慢”，作战体系被拆分成更多的独立的作战实体。在阿富汗战场，美军有75%的飞机起飞前无法确定具体的轰炸目标，而是临时根据地面特种作战部队或指挥部提供的GPS坐标参数组织攻击。从“大吃小”到“快吃慢”，从“小而多”到“分胜集”，必然更有赖于战术、战役层面的快速反应和独立作战能力。托马斯·哈默斯因此说：“若认为按照工业模式建立的等级森严和繁文缛节的官僚机构式的武装部队，是适于当今信息环境的作战军队，将是大错特错。”

信息化服务于人取决于人，以“统”驭“分”，旨在激活“人”的主体作用

作为核心军事能力的“核心”，军事指挥既有断代性飞跃，也有历史性传承，“机器不会打仗，地形不会打仗，打仗的是人。你必须进入人的内心，那里才是赢得战斗的地方。”信息化条件下，军事指挥能否充分依托信息系统，高效实现“统分结合、以统驭分”，最大限度地释放军事指挥的“活”性，成为制胜未来战场的关键所在。

联合指挥需要对“人”的再认识。在信息系统支撑下，人的作用不是被缩小而是被放大了。过去只有高级指挥员才能掌握的战场信息，很容易会被下级指挥员甚至是单兵掌握，他们基于信息系统作出快速反应的能力大幅提升。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前，曾有美国官兵对日军的作战行动做出了较为准确的预警，然而当这一情报上递至最高指挥部时，夏威夷海岸早已狼烟四起。这种悲剧不应当在信息化条件下重演。在网络链与指挥链高度统一的前提下，必须充分调动各作战要素、单元、系统的积极性、能动性，以最短的路径、更快的速度把信息优势转化为决策优势、行动优势，才能真正把握战机，实现“以快制慢”甚至是“以快制快”。

联合指挥需要对“人”的再组织。斯大林指出：“常有这样的情形，资源很多，但是使用得极不得当，使优势等于零。” 军队信息化建设的本质，不是能简单地“赋能”，而是对现有力量的深刻“重组”。信息化条件下的“以统驭分”，必须实现：指挥编组向扁平网状转变，指挥决策向分布交互转变，指挥控制向动态精确转变；最终目的是：基于信息系统的同步决策、并行互动，以及各个子系统的自主作战、能动作战。在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中，美军形成更小、更独立的单位成零散状部署，作战单位快速机动，所有单位都掌握相互的位置信息和面临态势，一旦某个单位发现目标和遭遇袭击，附近的其他单位就立即增援，像“蜂群”似的从四面八方向敌人发起攻击。

联合指挥需要对“人”的再创造。哈默斯认为，信息化条件下，指挥员的根本任务是利用网络传播他对战争的认识，“告知下属他希望要完成什么以及为什么要完成，把如何去完成留给下属”。联合指挥，在根本上是要寻求以战略意图和目标任务牵引各级行动，激发各级之间的相互尊重与信念认同，密切物质和精神诸多层面的自觉协调。在几次中东战争中，很多以色列飞行员在完成轰炸任务返回时，用机翼割断阿方的电线，这种任务之外的行动无疑冒着很大的风险，但这是他们自己选择的。一旦连普通士兵都能意识到，牺牲风险是他们自己选择的，他们是在享受自己的智慧创造，无疑将极大释放和激活人的潜能，更多的战争奇迹就会书写出来。以往是这样，信息化战争更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