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鸣

今年全国“两会”记者会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首次提出“中国经济升级版”。在谈到实现2020年经济发展目标时，他表示，“关键在推动经济转型，把改革的红利、内需的潜力、创新的活力叠加起来，形成新动力，并且使质量和效益、就业和收入、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有新提升，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此后，李克强多次强调，要用更大气力释放改革红利，努力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

近期，一些研究机构先后发布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报告，认为中国宏观经济不能依靠政策宽松与刺激来重返经济持续复苏的轨道，亟待进行更深层次的经济体制改革。

怎样认识深化改革在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中的重要性？如何实现经济升级？日前，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一鸣受中国浦东干部学院邀请做客“中浦讲坛”，本报记者就上述问题对其进行了采访。

实现升级版，关键要靠释放改革红利

解放新论：现在各界都很关心“中国经济升级版”。但一国经济从既有版本到更高级的版本，从一种发展轨道到新的发展轨道，涉及很多基础条件的制约。很多发展中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足以说明经济转型升级之难。我国一直强调要更加注重增长的质量，而非增长的数量，要减少污染等，但进展并不明显。您认为瓶颈何在？

王一鸣：2006年世界银行提出的 “中等收入陷阱”概念，是指一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过程中，既不能重复又难以摆脱以往由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的发展模式，很容易出现经济增长的停滞和徘徊，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高收入的门槛。二战以后，仅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和地区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大部分国家长期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迟迟未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究其原因，主要是受到既有利益格局制约，体制调整变革难以有效推进。我国经历3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2012年人均国民收入突破6000美元，进入中等偏上收入阶段。如同其他进入这个阶段的经济体一样，我国经济增长也出现了阶段性变化，使既有发展模式的矛盾更加突出地暴露出来。

就我国而言，国内经济转型进展不明显，客观上受到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的制约。这体现在，我国人口众多但劳动力素质偏低、二元结构矛盾突出、城乡地区差异大、生产方式呈现多层次特征等，这些都增大了经济转型的难度。此外，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后期，经济结构加快变动，重化工业比重提高，能源消耗总量增大；社会结构深刻调整，利益关系更趋复杂，各种矛盾集中显现，进入了矛盾多发期。

但从根本上说，经济转型迟缓还是体制条件制约所致。这主要表现在，政府职能转变滞后，资源配置权过多过大，越位错位缺位现象仍较为普遍。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不到位，非公经济发展缺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财税、金融和土地制度改革滞后，资源要素价格扭曲，资源环境压力没有完全通过价格信号传递给市场主体。特别是，现行体制在一定程度上使地方政府重规模速度、轻质量效益，更多依靠行政手段推动发展，急功近利，使经济发展付出了较大的成本和代价。

这些说明，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根本还是要深化改革、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无论是挖掘内需潜力，还是增强创新活力，关键都在于深化改革，塑造新的体制机制和利益分配格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体制机制引导市场主体行为，形成相关利益格局，决定对发展版本的选择。相比以往，未来推进改革会受到“利益格局更加复杂多样”的牵制，但不突破原有体制机制，不冲破既有利益格局，发展版本就很难升级。

发展升级版，需要培育经济发展新动力

解放新论：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引发了国内外高度关注。在各界聚焦增长数字之时，强调经济升级有怎样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中国经济增长的阶段性变化，给打造经济升级版带来了哪些新要求？

王一鸣：中国经济调整其实早于本轮金融危机，但当时增速回调是主动调整的结果。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给我国经济增长造成很大压力。中央出台的“一揽子”计划和政策措施，曾一度遏制了经济增速下滑态势。但随着计划能量逐步释放，从2011年一季度开始，我国经济增速连续7个季度回落，直到去年四季度经济出现回升态势，增速达到7.9%，但今年一季度再次放缓。这一变化曲线表明，中国经济增长正在发生阶段性变化，经济增长正在由过去两位数的高增长转向7%—8%的“新常态”。

随着近年来增速放缓，我国经济也出现了一些新变化，如产能过剩矛盾趋于突出，劳动力低成本优势减弱，创新能力不足问题更加凸显，能源资源约束持续强化。这些变化有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外部需求收缩等因素，但更重要的是随着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发生变化，劳动年龄人口绝对减少，储蓄率和投资率趋于下降，原有的投资和出口驱动的经济增长动力开始减弱。这些决定了，中国经济再按原有版本运行下去，发展中面临的矛盾将越来越突出，风险将越来越大，必须加快发展版本的升级，培育经济发展新动力。

经济升级的紧迫性和重要性至少来自于三方面：

一是加快经济转型的需要。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既有发展版本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带有当时发展阶段难以克服的矛盾和问题，未来如果不尽快扭转高投入、低质量、低效益的粗放发展方式，发展成本会越来越高，路子就会越走越窄，即使通过增加投入把速度提升起来，也是不可持续的。

二是挖掘内需潜力的需要。过去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增长对外需的依赖程度较高，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持续低迷，市场扩张速度明显放慢，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外部需求明显收缩。因此，要充分挖掘内需潜力，使中国经济实现新的平衡，同时要继续创造基础设施和住宅等投资需求，使经济增长由过去过多地依靠外需转向内外需协调拉动。

三是增强创新活力的需要。近年来，我国积极推动经济发展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开始显现。但总体上，企业创新能力不强，技术转移和转化水平低，科技体制、教育体制不完善，与经济发展结合不紧密。这些也为增强创新活力留出了空间，只要加快营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倒逼市场主体强化创新，推进经济发展向创新驱动转变就可以取得实质性进展。

打造升级版，谋求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速度

解放新论：有人认为，升级版是指中国必须告别石化煤钢铁拉动GDP的年代；也有人判断，升级版就是放弃速度换取质量。“中国经济升级版”的内涵是什么？重点有哪些？

王一鸣：我理解，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是要适应国际环境深刻调整和中国经济增长阶段性变化的要求，对既有发展版本进行升级，使中国经济发展更有质量、更富活力、更具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

第一，升级版的发展形态是数量和质量的统一。升级版不是不要数量和速度，而是要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速度。今后一个时期，支撑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已经由生产能力的大规模扩张，转向提升产业价值链和产品附加值、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科技进步和体制变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这就要求，将经济工作的重心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

第二，升级版的根本动力在于释放改革红利。升级版要求明确界定政府和市场的边界，进一步向市场放权，用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活力的“加法”，让市场发挥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通过改革进一步解放生产力，使经济发展潜能进一步释放出来。

第三，升级版的需求动力来自于挖掘城镇化潜力。通过对包括户籍、土地、财税在内的制度改革，以及加强公共服务能力建设，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作用，发挥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释放城镇化的内需潜力，形成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第四，升级版的供给动力来自于增强创新活力。充分利用市场的倒逼机制，推进市场导向的科技创新，促进资金、人才、技术等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注重发挥企业家才能，加快科技创新，加强产品创新、品牌创新、产业组织创新、商业模式创新，提升产业整体素质和竞争力。通过改革构建创新生态，建立有利于创新潜能充分释放的体制环境。

第五，升级版的重要实现途径是社会公正。激发全社会创造活力，必须守护社会公正的底线，政府要当好社会公正的守护者，努力使人人享有平等参与、公平竞争的机会。不论是来自城市还是农村，不论是来自怎样的家庭，只要通过自身的努力，就可以取得应有的回报；不论是国企、民企还是个体经营者，只要靠诚信公平竞争，都可以获得应有的成功。

第六，升级版的根本目的在于改善民生。升级版强调提高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者的收入，持续地扩大中等收入群体，重点保障基本民生，编织一张包括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基本养老、保障房等覆盖全民的保障基本民生的安全网；强调更加主动地采取措施，解决突出问题，力推绿色发展，让人民群众呼吸洁净空气、喝干净的水、吃安全食品。

推进升级版，要在三大重点领域协同作战

解放新论：未来应如何有效推进中国经济升级？

王一鸣：我体会，当前需要重视以下三个重点领域：

一是推进城镇化，挖掘内需潜力。要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就要积极稳妥推进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建立健全农村产权确权、登记、颁证制度；分类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统筹推进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将基本公共服务逐步覆盖到符合条件的常住人口。还要合理布局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更加注重提高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自我发展能力和综合承载能力，完善加快小城镇发展的财税、投融资等配套政策，增强其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吸纳就业和人口集聚功能，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就近就业和转化为城镇人口。

二是加强科技创新，增强创新活力。重点要推进市场导向的科技创新，建立企业主导产业技术研发创新的体制机制。鼓励科技要素向企业流动，引导资金、人才、技术等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加强研发平台建设，加大对中小企业、微型企业技术创新的扶持力度，加快建立高校、科研院所技术成果向企业转移的机制，推进传统制造向以研发为基础的制造转型。要把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与增强科技创新能力结合起来，加强技术集成和商业模式创新。建立有利于创新潜能充分发挥的体制环境。

三是深化改革开放，释放改革红利。要加快简政放权为核心的行政体制改革，把市场和社会能够承担的职能交还给市场和社会，政府管理重心则要逐步后移，由“前置”的审批环节转向“后置”的服务和监管。创新政府公共服务提供方式，推动公共服务提供主体和提供方式多元化。强化产权保护，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营造各种所有制经济公平竞争环境。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完善财政预算制度，建立公开、透明、规范、完整的预算体制；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减少、合并一批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和比例；建立健全覆盖全部国有企业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收益分享制度；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和事权相匹配的机制，提高基层政府财力。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充分发挥市场供求在汇率形成中的基础性作用；加快和规范发展民营金融机构和面向小微企业、“三农”的中小金融机构。（记者 李小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