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论》农村篇“开篇词”

　　农村是与城市相对的一个概念。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生了商品交换的需要，促进了市场的发育，开始形成经济中心；居住民的集中，政权组织的设置，同时形成了政治、文化的中心；这些中心的集合体就是城市。显然，在这城市以外的居住分散的农业地区就是农村。

　　传统的农村社会是一个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宗法权力为主导的礼治社会。从两千多年前的《礼记》一书中，我们看到儒家有一个社会理想：即政治上追求"大同"，经济上追求"小康"。在后来的一些文人志士中，也不乏有人追求田园牧歌式的社会理想。如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就表达了一种既无君臣、又无税赋、户户怡然自乐的农家生活理想。然而，这种种理想，总是不能完全实现。除了文景之治、盛唐时代、康乾盛世，农村算是安定，农民还能乐业。大多数时候，农村总是经济凋敝；农民总是衣食难保。农村成了战乱和苦难的代名词。

　　新中国成立以后，农村风气和面貌为之一新。土地改革农民分得了7亿多亩耕地，得到了巨大的实惠；农民政治地位提高，确有一种当家作主感觉；农村的文化氛围空前活跃。但是，土改的政策能量刚刚开始释放，我们就全面构筑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社会。以画地为牢的户籍制度为壁垒，人为地割断了城乡的联系，把占人口80%的数亿农民紧紧捆缚在土地上。农业创造的大量的财富成为工业化建设的原始资本。城乡之间产生了差距，工农之间出现了鸿沟。农村发展失去了活力和原动力，又一次成为封闭、落后和保守的代名词。

　　二十世纪8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终于触动了农村古老的神经、僵化的体制。以家庭承包为主的经营制度取代了长期的"大锅饭"体制，农民有了生产经营的自主权，焕发了投资开发的劳动热情。全面推行市场经济后，农民在平等原则、效益原则和竞争规则的引导下，获得了更多的权力与自由，激发了巨大的聪明才智。农民面向市场，走出乡村，进厂进城，务工经商，汇成滚滚洪流，进一步冲击着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和制度。工业化的发展甜头、城镇化的发展前景、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提供了难得的战略机遇，对农村的发展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积极影响。

　　农村既是改革的先行区、试验区，又是改革中最难攻的堡垒，最难闯的关口。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或者说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时期。改革、发展曲折而又坎坷。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传统思想障碍依然顽固；城乡分割的制度没有根本改变，调整利益格局阻力重重。深层次的社会问题依然还存在、突发性的社会问题随时可能发生。

　　农村经济问题是农村问题的核心。农村种种矛盾，其起因归结起来，几乎都与经济有关。解决经济问题是解决农村各种矛盾的前提和条件。农村承载的人口太多，人均占有可利用资源太少，人与自然的矛盾突出。农村经济不单是农业经济，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的发展，将越来越多地包含城市经济的内容。面对知识化、信息化和国际化对农村的压力，经济结构与市场需求的矛盾、发展要求与政策体制环境的矛盾、"走出去"与竞争力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而最严重的问题是向农村索取过度，至今，一些我们还没有完全废除夺农、挤农的政策和体制。

　　农村社会问题是农村问题的集中表现。有社会学家指出，未来中国最头疼的问题，可能就是农村社会问题。这些问题甚至有可能比贫穷问题更为严重：农民阶层与其他阶层的差距逐渐加大；农村内部分化日益加剧；农村地区之间的发展越来越不平衡。农村社会存在的各种失衡、失调、失范和失落现象，随时可能导致矛盾的冲突。怎样建立体现公平、而又能协调发展的社会制度和机制成为一个重要课题。

　　农村文化问题是农村的根本性问题。农村文化的贫困是农村贫穷、落后的根源。现实中的农村文化，既有我们多年来灌输的社会主义文化；同时也存在"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一整套封建思想的影响；还存在各种思想和本地习俗结合所形成的农村礼俗文化。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农村先天缺少的科学文化和民主基因得到补习和加强。但各种思想文化也纷纷向农村渗透，多年绝迹的恶俗陋习死灰复燃，重新抬头。农村文化的贫困，原因在于教育的失误。历史上封建统治者推行愚民教育，诱导农民逆来顺受、听天由命，造成了农民文化的贫困和人格的缺陷。建国后，教育向城市倾斜，农村教育基本上交给地方，至今还被看着是地方事业。在城市教育由国家财政负担经费，而农村教育则要靠农民集资来办，被歧视的是农民；上大学、考中专，农村学生录取分数线远远高出城市学生，被歧视的也还是农民。农民享受不到平等的受教育的权力，严重影响了农民素质和竞争力的提高。

　　农村组织管理问题是农村问题的又一个关键。中国历史上农村存在两个组织体系：一个是政权体系，一个是宗族体系。政权体系上至朝廷，下至乡村，拥有强大的控制权力。宗族体系以共同祖先为纽带，宗族首领身兼地方豪绅和基层官吏，在征收赋税摊派劳役，维持社会稳定，传承文化风俗，救助教化乡民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政权和宗族体系犹如异曲同工，在权力的顶层是皇权，是家天下；在权力的底部，是族权，是家长制。这种统治体系，实质是人治，是专制。如果说传统社会以"家庭为本"，而现代社会则是"以人为本"。农村管理理念已经彻底改变。现实中国农村是一个超大型的最低层的社会。其稳定需要有效的治理，其进步需要强力的推动。因此，科学的组织体系和有效的管理体制成为解决农村问题的根本保证。用现代管理理念审视乡村治理状况，以国家行政权力为主体的乡镇政权，以群众自治为主体的村级组织，明显地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不相适应，与城乡一体化发展方向不相适应。更为重要的是农村基层党组织本应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却处于尴尬境地；与行政组织的关系，与农民自治组织的关系，普遍存在不和谐的局面。能否建造一个适应现代化发展需要的高效率、低成本的新型乡村治理结构，关系到中国政治、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关系到中国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关系到中国农民的权利、地位和前途命运。

　　解决农村问题，首先要明确发展思路和战略。根据新的"重农"思想和现代化目标，必须跳出"以农言农"的传统，从战略上总体把握，统筹安排。从总体上说，应该"三化"并举，以"三化"带"三农"：即以工业化带动农民收入提高，以城镇化带动农村劳动力转移，以城乡一体化带动城乡共同发展。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是辨证的统一体。工业化居于主导地位，是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的核心；城镇化是工业化和城乡一体化进一步扩张的载体；城乡一体化是城镇化和工业化的目标，也是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归宿。

　　农村问题实质是制度。要把重农决策化为措施和行动，必须按照新"重农"思想和现代化目标，创新现代农村制度。基于我国社会不平等集中表现为农民阶层与其他阶层间的地位之差、权利之差、能力之差和收益之差，现代农村制度必须赋予农民阶层国民待遇，赋予农民平等的人权、财富分配权和公共产品、公共福利的共享权。建立民主化、法治化的现代农村政治制度；开放、公平的现代农村市场经济制度；科学、文明的现代农村文化制度；赋予农民各种权利的规范的现代农村社会制度。当务之急是要建立产权明晰和依法流转的农村土地制度，城乡统一、自由迁徙的户籍制度，平等竞争的劳动就业制度，向农业、农村倾斜、补贴农民的财政体制，平等税权的所得税和商品税制度，满足农业、农村、农民需求多样化的金融体制，全国统一的以低保、养老、医疗为重点的社会保障制度，农村教育优先的教育体制，政府为主体的农业科技投资体制，政府主导、符合经济发展水平的医疗卫生体制等。

　　农村问题是农民和农业问题的延伸和展开，比起农民、农业问题更广泛、更复杂。解决农村问题需要远大的战略的眼光，不停顿地深化改革。现代化中的农村一天天走向工业化、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工业化、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的农村才能真正现代化。现代化的农村毕竟还是农村，但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村，它将成为用工业化装备了的园艺化的农业产区，成为与城市和谐发展、良性互动的文明化的生活乐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