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线作家创作上“集体怀旧”成为媒体热议的话题。

《收获》今年第三期发表了苏童的最新长篇《黄雀记》。这部小说最引人注目之处就是，苏童又回归了多年前的“香椿树街系列”，写起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故事。苏童说：“像香椿树街的故事，我可能到死都写不完，因为记忆取之不竭，用之不尽……如果你能够善待你自己生命当中最真实记忆的话，你一辈子都写不完。”

韩少功和梁晓声在不久前也分别推出了新长篇《日夜书》和《返程年代》，写的都是“知青题材”。

广获赞誉的金宇澄的《繁花》，虽采取远近两条线并进的叙事结构，但远的故事发生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近的也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至于作家夏商的《东岸纪事》、叶兆言的《一号命令》等新作，全部写的是几十年前的往事。

这些作品基本上都是从记忆中寻找创作素材，写的都是往事。

作家回望过去，集体怀旧，是文学创作上的巧合，还是文学趣味的趋同，抑或创作规律使然？有评论认为，这些作家，虽然生活在当下，但当下的生活在他们的作品中被集体抹去了，作家们似乎仍然沉浸在描写自己年轻时代的狂喜之中。

对文坛上的这种现象如何看待？文学批评界出现了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作家创作以回忆的、过去的、历史的生活作为书写内容，这是创作规律的必然结果。比如，同样写了不少往事的阎连科，就强调作家和生活应该保持距离，只有保持了距离，才可能将生活的本质看得真切。另一观点则认为：创作上“集体怀旧”，反映了作家集体面临的“中年危机”。这种危机表现在创作上就是，疏于关怀活生生的、具体的“人”，疏于贴近现实的生活。因为对当下生活并不了解，所以比较保险的办法就是写过去。

从创作来看，作家的写作需要生活的积累，需要经验，需要记忆，这些生活积淀和生活记忆，构成了他们的写作矿藏和创作源泉。作家在创作中，唤起对自我生活体验积累的自觉，进而反思，从而激发起强烈的文学创作冲动，在这样一个灵魂探索的过程中，思想内涵和美学品位逐渐萌芽、发展而成型。所以，作家写什么、怎样写、为什么写，反映了他的文学趣味和文学追求，也是由其精神创造力决定的。

所以，作家们“怀旧”，固然是他们的文学趣味、文学观念、文学价值的追求和创作能力的反映，同时，这种怀旧的作品也会有部分读者，但是，要唤起广泛的共鸣，恐怕就很困难了。对作家们的“集体怀旧”，一部分读者抱有微词：“现在读小说的人，尤其是那些年轻的读者，是生活在当下的，他们很希望从文学作品中看到当下的生活，看到作家们对于现实生活的态度和思索。”

可见，文学读者更关注的是他们所生活的这个大千世界，希望从文学中看到反映普通人生活的悲欢离合、酸甜苦辣，以及作家们对当下焦点事件的感触和看法。文学如果缺少这些内容，就不免使人觉得缺少“在场精神”，与大众生活、社会现实有着距离和隔阂，而且很难反映时代精神，触动当下读者的心灵，当然也很难出现为时代和大众所期许的文学作品。

曾有一些文学批评者、读者，批评当下的一些作家，缺乏思想的锋芒、关注现实的气概和进行社会思考的锐利，而这正是当下文学最明显的软肋。

这不禁又让人想到铁凝论述当下文学的责任和作家使命的几句话：“中国处在这么大的变革当中，中国作家可写的东西太多了。我觉得中国作家应该拿出不平凡的作品，应该不断地拿出不平凡的作品。我扪心自问，作为一个写作者，个人的写作配得上这个伟大时代吗？”